有一个最像段子的事件，被证明完全是真的。2018年1月21日，昆山市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抢劫案：
两个找工作被骗的年轻人决定去抢劫。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小偷，没抢到什么东西，小偷当即决定加入；遇到的第二个人，是一个网贷受害者，债务缠身，身上只有75块现金；遇到的第三个人，身无分文，刚从网吧出来，正等着去日结公司上工，被抢后也要求入伙。于是，两个劫匪变成了四个，他们抢到第四个人时，天亮了，被抢劫的人剧烈反抗，他们吓跑了，当天就全部落网。四个人，最大的23岁，最小的才15。
这看起来很像时宁浩导演的电影，《疯狂的石头》或者《赛车手》，节奏明快，情节离奇又充满苦涩感。这个故事，最初是某电视上播出的法制节目，几个失败的劫匪还接受了采访。并不意外的是，这样的故事在互联网上最重变成了好笑的段子，很少有人去仔细想其中所蕴藏的苦难。
外地青年第一次到昆山这样的地方找工作被骗，这种遭遇很有代表性。很多外出务工的人，如果没有亲戚朋友带路，总是要交这样的“学费”。本案中的两个被骗者，其实遭遇的是新问题：一方面，有经验的熟练工在市场上并不好找，另一方面，完全没经验新手，却很难觅得机会。“外来打工”者已经成熟化、正规化，也是需要门槛的了。
三个被抢劫的人，身份实在太有代表性了：在手机支付普及的时代，落魄的小偷；深陷网贷陷阱的年轻人；网吧流浪者、日结临时工。这三个人，每一个人身背一种“社会悲剧”，在很多社会新闻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小偷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职业，但是新技术革命，却也让这个群体陷入了困境。他们很难偷到现金，偷到手机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因为人们总是把手机拿在手中。这并不是说新技术应该为“小偷失业“负责，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新技术确实让不少行业的人陷入这种境遇中。
网贷陷阱让很多青年陷入到危机之中。每一个网贷平台，贷款都非常容易，给人一种很容易搞到钱的幻象。一个处在困境中的青年，一旦开始第一笔网贷，就注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他们无法偿还很快就到期的欠款和利息，只有换一个平台借新债。这样的事情太多，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闻”了，它变成了常态，连媒体也不想关注了，但是问题却并没有解决。
日结工，在媒体视野中还是一个新鲜的词，但是在都市中却大量存在着。从事日结工的人，都是无法获得稳定就业的青年，他们吃上顿没下顿，网吧是他们流浪的场所。这个群体随着那篇有名的《三和大神》为人所知，所谓三和大神，就是指深圳三和一群沉迷于上网，靠日结赚钱为生的青年。他们不愿意吃苦，对物质要求也不高（高了就没办法活下去），完全没有未来的人。
人们感叹这件事的离奇，怎么可能这么巧，出门抢个劫，却碰到了三大社会问题？这事当然是极其偶然的，但是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却也有某种内在的逻辑。第一次出门去抢劫的人，要找什么样的人下手？尽管已经是深夜，我也不相信他们在路上只看到这几个人。他们几乎是出自本能地锁定了这些“失魂落魄者”，这些人一眼看上去就不是“本地人”，没有归宿感，更容易下手——两个新劫匪注定会找他们的同类下手。
这些人都是都市中的最底层。他们大多不是本地人，而是外来务工但又没办法找到正经工作的青年，四个劫匪中那个15岁的孩子，让人担忧，他应该是初中就没毕业就出来找出路的，但是又怎能找到出路呢？事实上，据记者了解，在昆山这样的地方，有大量的外地青年聚居区，一间房住着十几个，不管从任何角度看，这对城市来说都意味着某种隐患。
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第一，新的外来务工者，即便城市很难立足，也没有机会，他们情愿接受日结工，也不愿意会到老家，“老家更糟糕”；第二，9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的农村人，他们的孩子，那些“农民工二代”，不管是在农村长大的农村留守儿童，还是跟随父母长大的城市流浪者，都正在长大并进入社会。他们不愿意待在农村，但城市也不再像他们的父辈在90年代所见到的那样了，高房价高房租再加上高物价，城市的门槛对这些青年来说实在太高了。
不管怎样，城市都都必须想办法接纳他们，这就是这个离奇故事的隐喻所在。这样的青年大量存在，他们在城市的边缘游荡，不但是在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城乡结合部、群租公寓），也是在福利和权利的边缘。如果他们感受到的只是来自社会的伤害，最终他们也会伤害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