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资料图）
最近，美国在台协会（AIT）在岛内频繁“放话”，究其原因：一是美国用“台湾牌”挑事，多方谋利；二是2020大选临近，岛内政局多变，民进党选情走低，国民党选情走高，是基本态势；三是台湾县市长中期选举结果显示，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实际上远比台湾当局的宣传好许多。四是民进党内爆发“英德大战”，郭台铭宣布参选2020等现象，使美国担心局势失控。大陆则更加强调，两岸问题的解决不在于美国的干预，而在于大陆的决心。
AIT发出一系列动作，不仅仅是“挺台独”、或显示美国将加强对“台湾安全”的介入，而是具有多重复杂的政策含义。军事上，AIT的目的之一是兜售美国对地区安全形势的看法，试图通过强化美国对地区冲突的介入，来形成美国需要的多边安全框架。政治上是为了达到“巧取豪夺”的目的，表现方式上具有“前紧后松”的特征。
其一，对美台军事关系升级到何种程度发出含混信号。AIT一方面借“新馆搬迁与入驻的美军陆战队人员是否穿军装”等局部问题，发出美台军事关系“可能升级的含混信号”并进行“高频放大”。另一方面，AIT又“首度证实”自2005年以来，“美国就已经派遣现役军人进驻台湾”。AIT表示“提升”美台军事关系的同时，又“有意曝光”，暗示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依然含混不清，即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依然像从前一样是“是不明不白的”，是否需要“公布”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仍然由美国判断。而当年美国曾宣布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将民进党“决战境外”的战略，定性为“对海峡稳定局势的破坏”。至于民进党大肆宣传的“美国将成为台湾军事安全的坚强后盾”，是利用美国的政策含混，“拿着鸡毛当令箭”，企图对两岸和平进行讹诈。
其二，行政上释放“挺台信号”的同时，又对信号的解读进行“管控”。2018年3月16日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从行政制度上明确了美国现任高官可以访台。但在重要的节点上，即行政方面美台关系“究竟可以提升到何种程度”的问题，美国始终进行“管控”，维持在不跨越“非官方”关系的层次。
这次美国前众院议长领队组团访台参加“与台湾关系法”40年活动以及AIT新馆启用，体现了行政部门对政策节点的把握。在形式上访团规格似乎很高，但没有突破“非官方”层次。前议长致辞时强调，这次访台是基于“与台湾交往法案”的授权，是以前议长身份对国会前阶段的工作进行“肯定”，释放国会将“支持台湾拓展在全球社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信息。
但前议长致辞中仍小心翼翼，分别使用“台湾民主的成功故事”、“可靠的伙伴”、“良善的力量”等，来表述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实际上是在“管控”台湾对美国立场的解读。“与台湾交往法案”与“与台湾关系法”在立法意义上是一致的，即这个法仍然是一个美国国内法，不可能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也不具备国家间关系的含义。如果美国政府用国内法方式来约束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做法在国际意义上，也是没有合法性的。民进党说前议长访台表明美台关系已经提升到“盟邦关系”层次，是自欺欺人。
其三 ，“打台湾牌”可“捞分”也可“失分”。美国打“台湾牌”绝不是“偏爱和支持‘台独’”，而是利用民进党搞“台独”分裂主义，挑起海峡局势紧张的“能力”，为美国的亚太战略增加筹码。但美国“打台湾牌”可“捞分”也可“失分”的两重性在不断加大。
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中美关系的性质越来越清晰，即冲突不可避免，又存在相互需求。在这样的大势下，中国政府强烈警告美国，不得与台湾发生军事关系的表态，是有分量的。此外，美国在“打台湾牌”时已经出现“收益”下降的现象。例如，对美国的怂恿、民进党的挑衅、对大陆军机“越过海峡中线”的反制，周边国家均不表态，对地区局部紧张形势，采取“司空见惯”的态度。
其次，民进党发挥“危险因素”的能力受到限制。大陆遏制“台独”从来不是空话。而台湾县市长选举的结果也说明，台湾民众改变了对所谓“大陆威胁论”的看法。韩国瑜、郭台铭现象则进一步说明，搞“台独”必然危及两岸人民福祉的理性认识在岛内基本形成。
近日，特朗普总统在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之际，释放了致电卡特总统这一信号。当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正是因为卡特政府看到了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平中的作用。AIT“放话”“前紧后松”的现象，掩盖不了美国在亚太安全格局中再不能为所欲为的事实。中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作用已逐渐被周边国家认识和接受。
（周忠菲，上海台湾研究会研究员，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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