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出生在福建福清的一个小渔村。十几年如一日地埋头苦读，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考进厦门集美航海学院。毕业时，我争取到了首批去隶属香港一家公司的东方联盟号货轮上工作的机会。我是船上唯一一名大陆船员，当时在船上受排挤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刚上船，我被指派的第一个任务是洗厕所。面对某些外国船员的无端挑剔和指责，我除了回答“是的，先生”，别无选择。每当此时，我便发誓一定要把工作做到极致，让他们无从挑剔。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从洗厕所的底层学徒升为轮机部的中级学徒，船体上够得着的铁锈已经被我清除了一遍，船体的整体结构我也了如指掌。
就在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的时候，一次台风中的任务差点断送了这一切。
1990年，我们的货轮从台湾海峡穿出，在太平洋西面遭遇了台风，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海上经历台风。货轮在海上犹如一根浮木，任由巨浪四面摔打，狂风暴雨撞得甲板响如闷雷。集装箱的固定柱被海浪拽走了几根，箱与箱之间摩擦发出了鬼哭狼嚎一般的拉扯声。
在轮机室值班的我收到命令前往大副室。
“你，去看看船尾冷冻集装箱的温度表。”
大副用英文向我发布指令。起初，我不敢确认我接到是这样的指令。有关国际法规定，台风天是明令禁止命令船员上甲板作业的，这既违反了航海法，也违反了人权法。
我再三确认，大副一再威逼。我知道，该是做出选择的时候了。那时中国人经常会受到刁难，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人是好样的。想到这里，我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打开舱门，走上甲板。霎那间，狂风暴雨如炮弹般在我身上炸裂开来，一下就让我成了睁眼瞎，愣在原地。忽然一波巨浪拍在甲板上，余波把我拽倒在地。我急忙拽住一根固定用拉杆，但拉杆压伤了我的手臂，我只能抱着它在地上匍匐前进。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爬到了船尾，抬头一看仪器表盘，一切正常。默记了表盘读数后，我连滚带爬地回到了舱门前，竭尽全力，开门、关门、锁门，做完这一连串动作以后，我手脚无力地瘫倒在舱室内，气喘吁吁。
我不敢相信我活着从甲板上回来了，但更令我欣慰的是，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非但不比任何国家的海员差，甚至更优秀！我通过对船体的熟悉和行船技巧的认识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想到这些，刚刚经历的九死一生烟轻云淡地散去了，疲惫的身躯重新充满了力量。我敲了敲大副的门：“报告大副，船尾处的集装箱温度表一切正常，读数是零下18度。”
“你怎么还活着？”大副却皱着眉头问道。
一瞬间，不解、愤怒、耻辱……但我还是竭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哦，我问你是怎么从轮机室移动到船尾，还检查了温度表的？正常情况下，人应该早就被台风吹走了。”大副仍旧皱着眉头：“我不相信，因为你是中国人。”
我与大副在狭窄的舱室里静默地对视着。摇曳的风扇发出刺耳的声响，吹得桌上的排班表沙沙作响。此时我脸上发烫，只感觉舱内仿佛刮起了另一场台风，刮伤了中国人的自尊。
货船回港后，香港总部获悉此事，以违反国际法为由将大副免职，我也得到了赔偿津贴。这次遭遇使我沉下心来修炼自己，我相信只要自身足够强大，就一定能彰显中国人的过人之处，化解国外一些人对中国的种种曲解。
我的爱岗敬业精神打动了以实绩论英雄的船务组。我一战成名，得到了船长的赏识。船长不再叫我学徒，而是邀请我成为船务组的正式成员。后来我通过自身努力，在这条船上一直升到大副，实际指挥全船事宜。
如今，在千千万万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中华儿女的努力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拥有了不少规模可以和香港媲美的国际港口。长期在外远洋也到了收帆归港的时候，我辞去了海员的工作，投身到浩浩汤汤的商海之中。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祖国给企业的利好从未间断。由于赶上了好政策，加上自身的不断努力，现在我已经是拥有自己的集团的企业家了。
（安徽省国际商会副会长，安徽福建商会常务副会长，淮北市工商联副主席 俞爱斌）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5月31日 第 0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