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进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消息成为这几天中国文博界最热议的话题。
考古发现成功申遗，在中国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譬如，远的有十多年前至二十多年前的敦煌、秦兵马俑、殷墟等，近些年的有湖南、湖北、贵州的土司遗址等。但良渚遗址这中国第55个世界遗产项目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却要大于以前。这是为什么呢？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来说，我国以前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都属于历史时期即中国历史“信史时代”的考古遗存，也就是大家所说的3500年来有文字记载时期的考古发现，而良渚遗址约距今5000年前后，属于中国没有文字的“传说时代”的考古遗存。良渚遗址成功申遗，的确令中国考古界为之一振。
直到近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前，对于我国商代及以前的历史，西方学者基本不相信文献里的记载，中国学者也有不少是抱着怀疑态度的。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国考古学者不但用一系列目不暇接的发现，让商史成为信史，连夏以前的许多新发现，已足以让学术界对中国国家文明的认识和研究走得更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就撰发专文，呼吁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继而在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等一批考古大家的指导下，早期考古古文明遗址的发掘和成果大大丰富起来。这次良渚申报资料中就直接提出该遗址是5000年前中国古文明的遗存。据有关报道，习近平当年在浙江工作时，曾两次到良渚调研，并强调：“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遗址获批，说明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遗产组织的认可。当一些学者还在为夏遗存在哪里争论不休时，考古新发现的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直接跨过夏代，呈现给我们一个个5000-4000年前，东西南北都有分布和联系的灿烂辉煌的古文明遗址，这是何等令人高兴的事。大家知道，考古界关于国家文明的标准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当时，中国考古尚未开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其归纳总结也未必全面。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史前晚期考古的一系列发现，足以让人重新思考文明的新形态和新标准，给国家文明以新的定义。
中国近代考古学从理论方法到技术手段都是西方传入的，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不断吸收外来的新方法、新手段，这些都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吸收、实践、消化、创新后，形成自己的特色。近百年以来中国的考古发掘都是中国学者独立完成，其方法、理论、技术思路都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类似良渚这样可以成为世界遗产的考古遗址在中国并不少见，如已发现的石峁、陶寺、二里头、三星堆、海昏侯等等。这些就是中国考古人敢于在良渚申遗中提出中国有5000年文明遗址的底气和实力。
中国考古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追求，有了一大批发现，中国考古学者自身充满了文化自信，也让中国人找到许多文化自信的根源。
（作者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高大伦）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7月08日 第 0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