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中央芭蕾舞团跟冯远征就《红色娘子军》的版权撕得热闹，但是双方关于芭蕾舞剧改编自梁信编剧的电影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不过很多网友倒是提到了另一个疑问，“红色娘子军”这样的集体记忆，版权是否应该属于梁信一人？
于是我动手查了一下，发现这水还有点深……就作为贡献给观网社区的第一帖吧。
1958年，梁信4昼夜就写出《红色娘子军》
1960年拍摄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其编剧主要由梁信老先生一人完成，这一点应当是没有异议的。
2011年，87岁高龄的梁信接受《新快报》采访时，讲述了自己的创作过程。他说，《红色娘子军》的创作直接取材于娘子军老战士的口述。
报道原文如下：
接到转业漠河的命令后，梁信……心情郁闷的他想起了自己原来战斗过的地方——海南的琼崖。……因此，他……直奔海南而去。机缘巧合的是，这一趟他找到了老战友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冯增敏帮我从当地农村找来了十几个尚健在的娘子军战士，我一看，她们那时候已经个个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后来和她们聊天，我发现交流起来特别困难，因为她们都只会方言还有少数民族的语言，为了收集第一手材料，我在深山老林中一呆就是3个多月，带着翻译和每一个老战士聊天。”
梁信回忆说，多少年来，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就在他的心里萦绕。但始终没有想好怎么来写这段故事。现在一下子就有了，就用一个女战士的成长历程作为主线。四天四夜，梁信闷在招待所里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琼岛英雄花》。
梁信的作品得到了大导演谢晋的赏识，谢晋邀请梁信前往上海聊一聊剧本，“正是那一次会面，《琼岛英雄花》这部剧本有了一个后来响彻全中国的名字——《红色娘子军》。”
不过上述《新快报》的报道中有一处破绽，因为娘子军老连长冯增敏不太可能是梁信的战友。梁信1926年生于吉林，1945年参军，随解放军第49军146师一路南下，但146师最后只打到广西，并未在海南作战，1952年才进入海南驻守。而冯增敏则一直战斗在海南，解放后任朝阳、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琼海县妇联会主任等职，已不是军人。
而另外一篇《南方日报》的报道，则说梁信创作红色娘子军有三个来源：
“当我担任解放军一四六师的宣传队长时，在我的队里，有七八个女战士，她们都是女奴出身的人。我们一起在战场上将近两年，行军路上，围着火堆闲谈，谈她们的家庭、生活、遭遇。当时我偷偷地在脑子里记住了一两个重点人物，特别是那个地主家庭里奴隶出身的，后来成为吴琼花原型的那位女战士。”正是这位饱受地主折磨、十几次逃跑的丫头不屈的性格，让梁信看到了像后来剧本中所写的吴琼花似的那双眼睛：“火辣辣燃烧着刻骨的仇恨，与旧社会势不两立！”
1953年，梁信到广州工作后不久，就着手搜集海南早期革命领导干部刘秋菊的生平事迹，这让梁信脑海中形成了早期传奇式的“吴琼花”。
1958年到达海南后，梁信了解到一位无名娘子军的事迹，她悲惨的遭遇、倔强和爱憎分明的性格，让梁信想起另一位广东的劳动模范。就这样，凭借“一条阶级感情的红线”和作者的阶级同情心，梁信确立了“女奴——女战士——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吴琼花形象“三层次”。
这个说法似乎更加可信一点。
“红色娘子军”一词创造者另有其人
然而问题在于，早在1957年，就有一篇同样题为《红色娘子军》的纪实文学，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发表了。
这篇纪实文学的作者名叫刘文韶，当时是海南军区宣传干事，后来曾任《红旗》杂志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96年从深圳市委副秘书长的位置上离休。
2003年，刘文韶对南方日报介绍了他发掘故事的过程：
“1956年……我……正巧从一本油印的关于琼崖纵队战史的小册子中发现有这样一句：‘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廿二人。’这30字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因为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女指挥员和女英雄是很多的，可是作为成建制的完整的女兵战斗连队，过去还很少听说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题材，于是就到她们活动过的乐会县采访。……很幸运我找到了女兵连的连长冯增敏，采访了4次，后来又找到了十来个女兵连的女战士，还专门拜访了琼崖纵队的负责人冯白驹将军，当时他是广东省副省长，记忆力很强，提供了很多材料。”
“红色娘子军”这个词也是刘文韶创造的。
刘：当时战史记载的是“女兵连”，冯白驹讲是叫“女子特务连”，我想应该从更大的主题和背景来考虑，把它作为我们解放军的一个建制连队的代表来定位。我考虑到中国历史上从花木兰到杨家将，一直以来就有“娘子军”的说法，为了说明现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所以就加了“红色”两个字，当时都喜欢用“红色”两个字来代表革命。
而且，谢晋创作《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时，是知道刘文韶作品存在的。
刘文韶说：“报告文学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以后，天马厂很快就找我写电影剧本，片名就叫《红色娘子军》。郭梁信同志当时在广州军区专业搞创作，他写了一个剧本，本来叫《女奴翻身记》后来叫《琼岛英雄花》。后来我也知道他把剧本给了八一厂，改成《红色娘子军》，但是他没有跟我讲过，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想不可能同时拍两个同一片名同一题材的本子，也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便没有把我的本子拿出来给天马制片厂。”
那么问题来了，刘文韶的《红色娘子军》1957年8月就发表在解放军规格最高的文艺杂志上，然而在所有的公开报道中，梁信都没有提到过自己曾受到这部作品影响。
而且，梁信说自己与谢晋关系亲密，却不知道谢晋所在的天马厂曾经联系过刘文韶？
此外，刘文韶和梁信的作品中都出现了“琼花”这个名字，是否只是一个巧合？
更复杂的是，根据北大学者孔庆东的文章，其实在1954年就已有根据民间故事编成的琼剧版《琼花》，1955年底在地方剧团演出，1957年初定名为《红色娘子军》，1958年经修改后于次年4月公演。
琼剧版《红色娘子军》的作者之一吴之，是很著名的剧作家，吴之特别强调，琼剧和报告文学没关系，他是后来才知道刘文韶写的报告文学的，所以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
孔庆东说，可见“红色娘子军”这个题材，已经在地方上深深地扎根，深受当地人民的喜欢。吴之的调查采访过程，跟刘文韶很相似。他向冯白驹将军走访调查，冯将军对他讲了女子军连的作战过程，以及最后的分散隐蔽，冯白驹还把女子军连成立的讲话原稿整理出来给了他。
由此看来，争论《红色娘子军》最初的版权属于谁，创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借鉴甚至抄袭，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大IP，应该就是特殊时代下的集体记忆、集体创作的结晶，但愿后人的利益之争不要损害到作品本身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