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人类学家凯特琳扎·卢姆(Caitlin Zaloom)坐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办公室里，她最具前途的一名学生金伯利哭着出现在她的门口。
金伯利从八岁起就梦想着在纽约生活，她出生在费城市郊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母亲在时代广场当服务员的故事让她听得津津有味。金伯利对大城市的幻想也受到了《费利西蒂》重播的影响，这部90年代末的电视剧以纽约大学为背景，让金伯利对纽约心生向往。金伯利是一名勇敢执着的学生，她的专业是研究全球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大学为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但她的家人为了资助她的教育而做出了牺牲，她还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学生贷款。她曾期待着好好发挥自己高学历的最大用处，还清背后的债务。但她得到的工作却是将劳动力外包给外国承包商，这加剧了她希望在未来的职业生涯能够帮助纠正不平等现象。
扎卢姆认为，金伯利的故事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在为大学助学贷款而挣扎。人们很容易把金伯利这样的困境视为年轻人的事情，但她的故事让扎卢姆洞悉了大学债务在当代美国生活中不断演变的作用。如今，金伯利所在的城市是世界上学费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年的学费超过5万美元（约35.7万元）。她的父母冒着经济风险来实现女儿的梦想似乎很有意义，前几代人可能会强迫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孩子独立生活，但金伯利的父母却非常珍视女儿，保护她不受债务的影响，也是他们自己前瞻性的中产阶级身份的体现。
自2012年以来，扎卢姆与很多个金伯利这样的家庭有过接触，他们都属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年收入在4万美元到25万美元（约28.5万至178.3万元）之间的家庭)。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出版的《负债:家庭如何不惜一切代价上大学》(Debt: How Families Make College Work at Any Cost)一书中，扎卢姆认为，支付大学学费已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重要挑战之一。
扎卢姆和她的团队对全美160个家庭进行了采访，这些家庭的收入都太高，无法获得佩尔助学金(佩尔助学金是为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预留的)，但这些收入相比学费来说又太少。这些家庭致力于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开放的未来”，他们为孩子做了所有应该的事。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大学学费的增长速度是通货膨胀的4倍，是家庭收入的8倍。据估计，美国4500万人的教育债务总额约为1.5万亿美元（约10.7万亿元），超过美国人信用卡和汽车贷款的总和。一些人担心学生债务“泡沫”会很快破裂，大规模免除学生债务似乎不再激进。与此同时，持怀疑态度的人对大学的目的及其学位制度提出了质疑，也许专家们认为年轻大学生的冲动愤怒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当我们讨论大学财政难题时，中产阶级家庭并不会获得大家的同情心，贫困学生、工薪阶层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面临着更恶劣的形势。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特蕾莎·沙利文(Teresa Sullivan)和杰伊·威斯布鲁克(Jay Westbrook)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进行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中产阶级生活的不稳定性，他们发现申请破产的美国人通常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夫妻，无法从不确定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比如紧急医疗账单。
如今，大学债务是另一个潜在的危机。扎卢姆跟随他们考虑储蓄计划，申请财政援助，然后制定战略，思考如何弥补差额。父母和孩子都在谈论如何解决教育债务的问题，这影响着他们的职业选择和未来规划。在80年代，超过一半的20多岁的美国人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在过去10年里，近70% 20多岁的年轻人从父母那里得到了钱，风险是集体的，其后果是几代人共同承担的。
如果你是一个所谓的负责任的父母，你可能会在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为上大学攒钱。扎卢姆在书中提到了帕特丽夏(Patricia)，她是佛罗里达州的一名教师，她的女儿玛雅在学业上很有天赋，在大学里成绩优异。后来，帕特里夏的儿子扎卡里上高中四年级时，她的丈夫抛弃了这个家庭，给他们留下了40万美元的债务，尽管扎卡里从没有过要上大学的强烈信念，但帕特丽夏坚持让儿子去上大学。帕特丽夏的决定都指向一个核心信念，那就是大学是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基础。
几十年以前，上大学并不涉及那么多形式，也很少涉及到有关家庭关系本质的存在主义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白人男性，上你选择的大学并不难。如果你不是，那么大学很可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在20世纪初，大学毕业生很少见：只有2%到3%的成年人获得了学位。由于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为学生提供财政援助，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案》，联邦政府为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学生提供支持，女性入学率也大幅上升。
但是，联邦政府提供给人们支付学费的帮助途径发生了变化——从学费补贴和助学金，到越来越复杂的私人贷款网络。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人对于承担个人债务的想法变得更加放心，部分原因是个人信贷的兴起。此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学位是一项可靠的投资，为它买单只是通往中产阶级道路上的一个过渡阶段的麻烦。
1979年，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出版了《文凭协会》(The Credential Society)，最近又由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发行。在柯林斯看来，大学只不过是一个昂贵而低效的认证体系。问题在于，掌握实权的人决定了获得多少学历就足够了，这让年轻人觉得他们需要一个学位，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随着毕业生成为公司员工，他们开始感觉到未来越来越近。20世纪90年代末，艾伦·科林奇开始从事科研工作，他希望自己能够偿还在南加州大学学习时欠下的3.8万美元（约27.1万元）贷款。但是他失败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职业转变，让他债台高筑。科林奇经常被催收公司骚扰，这让他意识到他的债务数字已经攀升到六位数，他觉得自己被困在呼叫中心的炼狱里。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大学经历的实用性。今年早些时候，苹果公司(Apple)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谈到，人们在大学里学到的技能与现代企业所需的技能“不匹配”。
20世纪高等教育的兴起是美国的一个成功案例，但高等教育的享有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负债累累》中的贝克一家是黑人，出身军人家庭，女儿凯伦非常想上普林斯顿大学。她务实的父母却鼓励她选择更便宜的州内大学，但凯伦坚持认为普林斯顿大学会是更好的平台。她的父母为了支持她，减少了手机的使用次数、放弃了教堂后的早午餐，放弃了空调的使用。
在普林斯顿，凯伦却经历了常青藤联盟最精英的校园之一的奇怪错位，她发现自己穿梭于富有的同学和社交俱乐部之间，但她仍旧十分节俭。她在事业上的成功将使她远离成长的地方，远离抚养她长大的家庭，她正在进入一个父母们永远都无法理解的“稀有”空间。她没有丢下他们，而是在“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