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和收购施加限制，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震荡。从特朗普政府近期采取了一连串的对华“鹰派”贸易举措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但事实是这样吗？怎么看待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新时代中美经贸合作如何发展？身为在美中资银行负责人、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的徐辰，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对这些问题“把脉开方”。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美贸易历史上是美国成长的助推器。美国独立后，面临经济困境，把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与中国的通航上。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标志着美国对华贸易的开始。美国商人通过发掘人参等本土产品，发展自身贸易优势。1785年8月9日，来自中国的商船“帕拉斯号”抵达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当时的美国报纸进行了报道，这是最早记录中国人抵达美国的文字记载，船上琳琅满目的中国货包括茶叶、瓷器、丝绸等引起了美国居民的广泛关注，这其中就包括四年后成为首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华盛顿。华盛顿总统对中国商品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专门写信托人代他挑选价格合适的商品，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海外代购”。这封信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到1790年，即华盛顿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二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已占美国进口商品的1/7；到1792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总值已经超过荷兰、法国和丹麦，仅次于英国。可以说，与中国的贸易交往对美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
今天，中美已经成为各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第一大出口市场，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美俄亥俄州等“铁锈地带”直接雇用超过14万名美国员工。美中经贸关系直接或间接支持了共 26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
历史和现实共同表明，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双方经贸合作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中美经贸关系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谈到中美贸易，有一个问题回避不了，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该如何解读？
正确地理解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首先需要找到在美中贸易逆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在因素。美国逆差问题不是中美贸易所特有的，自1976年以来，美国对全球贸易一直存在逆差。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或者说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状况决定的。近20年来美国一直是高消费、低储蓄，总储蓄约占GDP的1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6个百分点，而总消费占到GDP的82％，由于储蓄低、消费能力强，国内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需要靠大量进口国外商品来补缺。这种贸易失衡主要是由于美国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旺盛需求所致，最新的减税政策预计会给居民带来实际收入的增加，还会更进一步刺激对进口商品的消费。中国的中医讲究“对症下药”，如果不遵照经济规律，而以指令式减少赤字的“药方”来“治病”，不仅不会有积极效果，反而与美国长期所倡导的市场化原则背道而驰。
一定程度的贸易逆差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当一家欧洲企业和一家巴西公司做生意时，他们很可能会用美元进行交易；迪拜的富裕阶层和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基金想对外投资时，也会选择购买美元资产。那么美元从哪里来呢？
支付是货币的首要功能，要获得货币，只能首先通过商品交换和流通。因此，全球储备货币的供应国需要承受一定程度的贸易逆差，以提供货币供应，避免世界金融体系冻结。同时，这些不包含美国在内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需求造成的美元需求上升会给美元造成升值压力，导致美国出口商的竞争力下降，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贸易逆差。
尽管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让美国付出了一定代价，但它也为美国带来了很多红利。比如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分量对美国世界地位的影响。它有助于确保美国能通过美元这样完全靠美国信用发行的纸币，而不需要真金白银来实现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话语权，并增强抗击衰退和应对恐慌的能力。经历危机恐慌的国家会面临资金出逃，导致本国货币贬值、利率升高。然而，当2008年世界金融体系几近崩溃时，美国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美元从欧洲和新兴市场流回美国，一定程度上为美国金融系统注入了流动性，缓解了美国压力，但增加了其他地区的流动性压力。这个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地位，让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拥有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匹敌的权力。美国对一些国家和组织实行制裁并要求各国的金融机构落实这些要求的时候，也意味着，世界上一切不配合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家，都可能被拦在美元这一国际上最主要的支付体系之外。
从美国国内来看，通过逆差流出的美元又被世界各国通过大量购买、投资美国国债等渠道回流美国，压低了国债筹资成本以及银行贷款利率和房屋抵押融资成本等，使美国长期保持低通胀水平，给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许多实惠。
孔夫子说过，“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所共同生活的地球就好比一个家庭，美国基于其历史地位，作为一个大国和美元发钞国以及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在国际事务中应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和表率作用。在中国文化中，作大哥的是不应该与弟弟妹妹们过多计较的。
中美贸易逆差是两国经济结构互补及美维持比较优势的产物
根据古典经济学派大卫·李嘉图等人提出的传统贸易理论，全球贸易是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即“用葡萄牙生产的啤酒交换英国生产的布”。中美贸易本质上是两国利用各自的比较竞争优势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市场行为，是利用国家各项资源禀赋的有效合作。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合作成为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随着IT和运输工具的进步，以及资本的逐利性，全球供应链体系迅速壮大。遵循生产成本从低到更低的原则，发达国家把价值供应链低端和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通过进口价廉物美的产成品或零配件满足本国需要，这对发达国家消费者来说是一种红利。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付出了能耗大、环境污染、回报率低、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靠前和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甚至是国民健康等代价。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中国融入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必然结果，具有集成性和互补性的特点。中美货物贸易表面上看是失衡的，但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深入分析则并非如此，而是两国经济结构互补以及美国企业欲维持其比较竞争优势的产物。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10-2013年，以增加值核算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比以传统方式核算的要低48-56％。因为很大一部分贸易逆差是美国品牌在中国从事的制造活动，即利用了中国较低的工资、较宽松的环境法规，以及日益完善的供应链和物流基础设施进行生产，之后再返销美国市场形成的。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50%以上的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来自美国品牌商品——包括苹果产品的出货量。
以苹果公司曾经的明星产品iPod为例。虽然iPod被印上中国制造，但在中国只是对东亚等地生产的400多个零配件进行了最终的组装。苹果iPod播放器售价299美元，每台利润163美元，大都进入美国公司的腰包。如果从iPod产品的全球制造过程来看，产品出厂成本占比最大的是硬盘驱动器，由日本东芝公司提供，占所有零部件成本的51%；第二大部分是显示器，占零部件成本的14%，提供商是日本松下公司；第三大重要零部件是美国博通和Portal Player制造的微芯片。中国则负责iPod的组装，几乎处于工厂生产过程的最低端，组装成本仅为3.7美元，不到iPod出厂总成本的3%。但是，这一设备的所有成本在中美贸易中都被算作中国对美出口，在美国每出售一台iPod播放器，就会产生150美元的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
在以商品附加值（Value-Added）为基础来计算的美国全球贸易赤字中，仅有16.4%来自中国，因此，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被高估了，且不谈美国对华还有10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
仅靠关税政策保护的产业培养不出持久竞争力
美国每年都会对全球产生8000亿美元左右的商品贸易逆差。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仅仅减少对华贸易逆差无法根本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问题。而恰恰相反，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研究显示，2000年至2006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令美国制成品价格指数降低了7.6％，相当于美国相关产品价格平均每年下降约１个百分点，美国消费者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得到了实惠。
惩罚性行动将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严重后果：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征收额外关税等同于向美国消费者加税，贸易政策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如钢铁和铝制品的原材料价格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美国的主要产业如罐装啤酒和汽车的售价。汽车有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其中有许多是海外生产的。据报道，受上调钢铝关税影响，美国汽车价格整体会上涨1%，导致美国新车售价增加大约300美元。美国是汽车生产和消费大国，价格因素会影响到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和美国汽车制造厂在全球的竞争力。此外，钢铁的价格上涨还会影响到另一美国主要产业，即页岩油和页岩气的生产和运输。据统计，美国有77%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管道用材来自于进口。
从美国企业的角度来看，为了控制原材料成本，一种办法是依靠国际市场竞争性报价采购寻找质优价廉的供应商，或者是充分发挥美国能源价格和土地价格竞争力及本地运输成本优势，通过吸引外来投资以及进一步改进自身生产技术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技术含量，增强美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仅靠关税政策保护起来的产业是不会培养出长期竞争力的。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一种积极主动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基于环境保护等需要而采取的自我经济调控措施。美国不能一方面指责其他国家的退税和补贴政策，同时自己却大搞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或者在指责其他国家对于某个行业实施保护性政策的同时，自身却在制定其他一些行业的贸易保护性措施。
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行动还可能会导致美国筹资成本的上升。美国之所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而没有出现恶性通胀，其中美元作为全球主要结算货币以及开放的全球贸易政策发挥了重要的缓释作用。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对美国出现贸易顺差的国家要么忍受本国货币升值和利率高企，要么就得把资金投回美国，以保值增值。中国在持续出现贸易顺差的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近年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增长迅速，累计已超过1000亿美元，直接创造了美国20万人的就业机会。
我认为，目前美国政府要重点考虑，如何能继续保持和增强美国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以及将5680亿美元经常项目项下的贸易逆差（2017年数据）在资本账户下以投资的形式转回来；如何进一步提高服务贸易和科技领先优势，而不是设法要在高污染和低附加值产业上与其他国家争饭碗。
合作共赢为中美经贸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美国经济正在实质性稳定复苏。在这个关键时刻，进一步加强中美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对于两国来说都至关重要。我认为当前有五件大事需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来共同推动。
一是进一步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尽快完成BIT谈判对两国来讲是共赢的。美国至今仍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最大和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外商直接投资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美国创造了大约700万的就业，约占美国私营部门雇员的6%，且这些工作多属高薪，雇员平均收入比美国私营部门平均薪资水平高出24%，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占美国制造业雇佣总数的20%。但美国不能由此而自满，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UNCTAD）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美国在过去16年里，在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近4成。美国企业对华投资情况也很类似，尽管美中是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和贸易国，但过去10年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只有1%至2%流向中国。相比之下，韩国和日本都有大约20%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中国。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显然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如果双方能尽早达成BIT，我相信这一比重将得到显著提高，将会更有力地刺激就业和推动产业升级，这对双方的经济“再平衡”也很有帮助，而且是对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贡献。
二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美国的使用。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最突出的一个里程碑。就美国人民币市场而言，其发展总体上与中美经贸合作规模不匹配。中美之间有着巨额的能源、农业和航空业合作规模，为两国间更密切的金融合作奠定了物质基础。美国拥有纽约、芝加哥等全球最主要的金融和商品交易中心、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基金管理市场和衍生品交易市场，应当也必定会成为未来重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同时，中国已经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再次承诺将会进一步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一个深度、广度和开放度足够大、监管日臻完善的中国资本市场，将为美国投资者提供足够广阔的投资空间。有坚实基础作为后盾的人民币在成为美国投资者资金保值增值工具的同时，也将有利于美国投资者获得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红利。
三是进一步加强在基础建设领域的合作。美国在基础设施上有巨大的投资需求。据美国土木工程协会2017年的报告计算，到2025年美国基建投资需要4.59万亿美元，资金缺口高达2万亿美元。此外，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基建投资占GDP约为2%，远远低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2017年美国国家基础设施得分等级依旧为D ，与4年前的测评结果丝毫没有进步。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投入不足导致的负面经济后果是美国每年损失1万亿美元收入和350万个就业岗位。而基建领域是中国的强项，加上中国有充足的资金，只要双方愿意，合作成果会很快显现，并起到很好的示范效果。
仅2016年中资公司在建的美国基础设施项目总额就达到了254亿美元，雇佣了数以千计的美国工人。据我了解，很多中国企业非常看好这一届政府的基建工程项目潜力，愿意积极参与这一计划并追加更多投资，这势必又进一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
四是扩大双向市场开放。中国在积极致力于缩小两国贸易逆差。“百日计划”以来，中方已先后向美方就牛肉、天然气、大米等产品打开了大门。去年11月份美国总统访华签订了2500亿美元的出口大单，中国习主席亲自出席签约仪式。今年2月份中国刘鹤副总理率团访问了华府，正是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元，相信美国企业也会抓住这个契机把更多产品带入中国。
从行业角度分析，美国能源供应充足，价格具有一定优势，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对液化天然气、原油、成品油等能源的进口；在农产品方面，美国一直保持对华贸易顺差，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大豆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棉花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美国对华大豆、棉花出口贸易尚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在制造业方面，中国是美国飞机第一大出口市场，集成电路第二大出口市场。还有就是中国对美国的高技术产品需求很大，如果美国能放开高技术、航天和防务等领域的产品对华出口限制，对于解决双方贸易逆差使会有巨大积极作用的。目前，中国自美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仅占同类产品进口总额的8.2%。
因此，若想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是不能依靠贸易保护主义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实现的，而应该通过更加积极务实的举措来展现政治家的智慧。比如双方应更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的大门。但近来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却似乎收紧了对中国投资者的政策，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解决经贸问题的大门缩小了。中医讲，“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贸易赤字问题只能通过综合治理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希望美方应一如既往地欢迎包括中国投资者在内的各国企业，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投资者，增加合规监管透明度。
五是扩大中美省州合作。中国企业目前对美国的投资已经遍布46个州，占国会选区的98%。中美省州和下设城市之间的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如据2016年的数据统计，与10年前相比，加州对华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6%，艾奥瓦州增长176%，德克萨斯州增长131%，密歇根州增长242%，纽约州增长111%。其中，不少还都是共和党的栗色州。中美地方良好的合作趋势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美国加州、德州、纽约州、艾奥瓦州等与中国十几个省市分别建立了经贸交流机制，仅2016年就实现近50个双向投资项目，合同金额超过25亿美元。
通过三月份中国刚刚结束的“两会”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一个信号，中国将会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大幅放宽市场准入。这些举措将为中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拓展经贸互利合作开辟更广阔的空间。一个奋力走向复兴同时又坚持合作取向的中国，也带给了美国巨大的机遇。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市场可以替代。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历史表明，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建立早于外交关系的建立，良好的经贸往来既促进了经济繁荣发展，又增进了人民之间的交往。新时代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需要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原则。中美可以有竞争，但更多的是合作。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必将造福于两国人民。我认为解读中国首先要了解孔夫子的“中庸”文化，而不是试图以西方的修昔里德理论来制定对华政策。和平、繁荣与发展是全世界所有人共同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