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杜 独立文学创作者
陈焕生所在的小镇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大学城：四平八稳地被玉米地包着，随处可见开着“公羊”皮卡美国大叔，膀大腰圆，浑身晒得通红。商场里最贵的牌子也只是Polo或Coach。若非是最近丢了个中国学生，国内根本没人注意这里。
时日一久，国内的小留（学生）们也养出了一种自嘲精神，戏称这里是“村儿”。开两个小时高速去趟芝加哥，叫“进城”。品牌店扫通货，唐人街吃顿重庆火锅，大包小包开车回来，一路夕阳，玉米地绵延无边，便又“回村”了。
解馋扫货之类可以“进城”解决，但理发却成了不大不小的难题。
女小留还好，往长里留就是了。除非恋爱或考试受了重挫，咔嚓来个短的，不然都是留到回国，或焗或染，回村能顶大半个学期。可男小留就难办了——或者说家里没那么有钱的男小留，就难办了，比如陈焕生。
因此，大家频繁光顾的，也就韩国李大姐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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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姐这店在镇中心的主街，门脸细小。当街挂个牌子，Lee’s Hair，再串俩风铃，朝九晚五迎风叮当作响。下午五点一过，收了风铃，牌子就哑了，便是收工了。小留们虽频繁光顾她家，暗地却常笑这棒子英语忒烂，硬生生把一理发店起成了“李的毛发”。
老李家前后有四位理发师：康德姐、Nasha、Dargo和老板李金姝。
只要康德姐出工，小留们就肯定排她的号，一是大家同是中国人，二是小费不用给那么多。
据说康德姐在北京也拿过博士学位，只是专业不好，搞什么存在主义，若非在五道口认识了一老美，漂洋过海嫁来，怎么可能出现在这村里呢？
康德姐嫁过来之后，还生个女儿，不折不扣的混血，浑身那漂亮劲儿就像小说里虚构出来的。
可惜，孩子出生没多久，老公就死了，车祸。细雨天，八十脉的高速，为了躲一头站在路中不知所措的鹿，车和人在空中翻了两翻。老公生前是大学的助理教授，跟许多三十出头的美国人一样，还处于还各种债的爬坡阶段。康德姐刚生完孩子，绿卡没排下来，英语也没讲利索，一夜之间就成了遗孀——欠着各种债的遗孀。
康德姐开始去教会，抱着女儿受洗，跟黑白黄肤色的兄弟姐妹分享了这段经历。英语虽磕磕绊绊，但还是有人当场听哭了，一些援助随之而来。
中国人一般直接出钱，匿名，塞信封里，不见得很多，却是实实在在的钞票。老美毕竟在自己家门口，花样就多了：有人帮她找律师摆脱各种债务，有人帮她申请各种政府救济，还有人建议她在教会幼儿园帮忙看小孩打零工。这其中就有位韩国大姐，李金姝。
李大姐最开始带来的是一罐罐辣白菜、一板板冷面和一盒盒烤海苔片。往来几次，李大姐问康德姐，你会不会剪头发。康德姐当时就哭了：丈夫出车祸那天，本是要去匹兹堡开会，西服衬衫是她洗熨的，头发也是她给理的。出事当天，剪掉的头发还在垃圾桶里，淡黄色一缕一缕，被康德姐捡出来，收在一个小盒里。
李大姐也听哭了，第二天就把康德姐招店里，从零工做起，扫地、洗头、吹风、接电话。康德姐也确实像样，一大早把孩子放教会幼儿园，上午在老李家打工，下午去镇里的社区大学培训，晚上接孩子回家，连哄再喂，伺候睡着了，再偷偷开车去福建人的中餐馆端盘子。
如此熬过大半年，英语说得溜了，社区大学听说了她的情况，提前颁发了毕业证书，从此便正式在老李家出任理发师：15块美金剪个男发，李金姝抽9块，剩下6块加小费就全归康德姐。照这边的行规，已经没法再够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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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姐一出道，就受到小留们的热捧。
这自然先归功于她是中国人，讲中文，无论剪什么发式都能沟通。不像李金姝，虽然剪得卖力，但英语忒差，刷刷剪完，都一个模样。
跟康德姐就舒服多了，不但能用母语聊发型，还能聊哲学。康德姐给陈焕生说，她的专业虽是存在主义，研究加缪和萨特，但内心里还是喜欢古典主义哲学，最爱读康德。
话说康德，独居在德国的一个小村，生活简单，作息规律，村民们甚至以他的起居活动为钟点：康德起来散步了，大伙该种地了；康德中午回家读书了，大伙就吃午饭了；康德晚上出来遛狗了，大伙也收工了。
当然，她的顾客远不止陈焕生一个，她跟所有人都讲康德遛狗，用一口嘎嘣溜脆的京片子。很快就被起了外号“康德姐”。
大家私下里说她为了省趴车费，晴天骑单车，雨天坐公交，比天气预报还准，论其规律性，恐怕也不输康德多少。
康德姐剪起头发来奇快无比，一手捋头发，一手下剪，简直就是薅羊毛。这一点小留们也喜欢，因为大家不像老美，把理发当成享受。小留们都是用中午下课晚上吃饭的边角时间来排号，剪完赶紧走人。当然，小费就给得不大情愿，康德姐却表示理解，毕竟国内没有给小费的习惯。所以她就更有理由剪得更糙更快了。好在双方都不在乎。
没多久，秋季入学的时候，康德姐竟单飞了。
她东挪西凑盘下主街对角一间小屋，自己当老板，店名起的也够哲学：“康德的钟”（Kant’s Clock），狠狠摆了韩国东家李金姝一道，因为这是每年争抢顾客的旺季，而李大姐新招来的Natalia还三心二意。
不仅如此，“康德的钟”还推出了新花样：剪一个头只需10美元，只排10分钟，比煮两包方便面还快还省。小留们自然都被吸引过去了。
陈焕生因为有点喜欢Natalia，就坚持留在了老李家，这是后话。
李大姐那英语依旧一股大酱汤味儿，头发依旧剪得一丝不苟。陈焕生耐着性子听她絮叨：“我很理解那个中国女人，不是不让她走，可打一声招呼就那么难？周日还在教会里一起唱赞美诗，周一就在街对面成仇家了？我给她女儿买了礼物，还要认干亲哩！”
讲着讲着，她突然停住，直起腰，晃一晃脖子，仰头长叹一口气，想来是一天到晚弯腰扭脖落下的职业病。舒展好身体，她口气也变了，还是从“我很理解那个中国女人”开始，说到那个中国女人的婚姻、丈夫的车祸，又说到她那个天使一般漂亮的女儿，因肺炎烧成了哑巴。
陈焕生听得倒吸一口凉气：这中国女人不知给他剪过多少回头，讲过多少回康德遛狗，他却从未听过这些。除了一个外号、一窄条削瘦的身形和一口京片子以外，他对她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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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ha可不是外号，是Natalia的昵称。
她刚来老李家时也很瘦，一双大而深的蓝眼睛，本该让人联想到月亮或湖水之类的比喻，却因瘦而塌陷得太凶，让整个人像是一只受了惊吓的猫。可惜这都是陈焕生一厢情愿的想像，人家可自得其乐：夏天穿条夸张的短裤，一条腿又白又直，另一条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刺青，绿得发了蓝。
暑假客少，一有空闲她就拉上康德姐抽烟，站在Lee’s Hair的风铃下，一黄一白两个中年女人都奇瘦无比，陈焕生过目难忘。
Natalia是白俄罗斯人。小留大多不知这小国的英文名，生搬硬造问，“So you are from White Russia（你是白色的俄罗斯人么）？”
Natalia就很生气，用带着东欧腔的英语反击：“My country is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We have damn nothing to do with stupid Russia（我的祖国是白俄罗斯，和傻逼俄罗斯没一毛钱关系）!”
Natalia不但脾气大，还对政治特敏感，疑心所有来这儿的中国人都是党员。陈焕生觉得好笑，就耐心解释国内如何选拔党员，还说他就算是党员，现在肯定也不是了，因为在美国连怎么交党费都不知道。
可Natalia早已失去耐心，嘟囔一声“Whatever（爱啥是啥）”，便扶着陈焕生斜躺在理发椅上，拧开龙头。
“热么？”她问。
“不热。”
“冷么？”
“也不冷。”
“您大概是一条蛇或者蜥蜴吧。”
Natalia爱把金发扎起来，盘成髻，刘海散开一小缕，弯腰给陈焕生洗头时便垂下来，扫到他脸上，被她一口吹开，他便实实在在感觉到了那种混合了香烟、咖啡和口香糖的奇异味道。那双蓝眼睛就在他上方，从未被这个角度凝视过，他慌得闭上眼，假装享受温水和她手指在他短发间抚过。剪发前洗五分钟，剪完后冲五分钟，每个月十来分钟的亲密，让他对这女人念念不忘。
陈焕生这专业读得不顺，换过两任导师，一个博士学位比别人多读三年。他多读了不少书，当然，都是些所谓没用的书。其中一类最无用，便是文学。
可每个月来老李家一次，竟让他发现书也很有用，因为Natalia雪白的膀子上纹了蓝色的大胡子老头儿，底下一行斜体字母，D开头。一问才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陈焕生心下大喜，忙说自己喜爱俄语文学，通读过托尔斯泰全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很吃力，中译本都太拗口了。
岂知Natalia听了一撇嘴，高高吹起散开的刘海：“俄语？文学？Nie，nie，nie（不，不，不）！”
Natalia在读大三那年去了趟巴黎，连走亲戚带游玩，顺便在一家彻夜举办俄语文学沙龙的咖啡店打工，昼夜颠倒地泡在不加伴侣的黑咖啡和索尔仁尼琴之类的字眼里。
“那为什么来美国？”
“还能为什么？为了一个美国男人呗。搞文学评论的，光骂别人自己却写不出来那种。拿到绿卡我就跟那狗娘养的拜拜了。”
“对不起，Natalia。”斜躺在理发椅上的陈焕生睁开眼。
“对不起？得了吧你！叫我Nasha好了。”
Nasha，娜莎，让人心里麻酥酥的名字。陈焕生又闭上眼，感受着水温和她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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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陈焕生以为机会来了，特意网购了英文版的《锌皮娃娃兵》，想把它当作圣诞礼物送给Nasha，没成想却惹得人家大发脾气：“把它拿开！收集别人苦痛，编成一本烂书，署上自己名，卖出去得奖，到底算哪路英雄好汉？算哪门狗屁文学？”
陈焕生很尴尬。电脑里整天放韩国偶像剧的李金姝在一旁听得更是一头雾水。
“好啦，陈，对不起。我离开那狗娘养的好几年，可一张嘴讲话还那么像他。”Nasha发完脾气就出去抽烟了。
偶尔赶上Nasha开心，会给陈焕生做上两分钟脖颈按摩。她手腕很细，又没什么汗毛，简直不像白人女生。陈焕生撑起胆，磕磕巴巴说出这话，Nasha听了大笑：“陈，你这傻瓜，不会连女用剃刀都没见过吧？你应该跟我老板去她们教会看看，听说有很多亚洲女孩，都是单身，你该找个女朋友啦！”
亚洲女孩？找个女朋友？这是拒绝么？陈焕生想约她出来，却一直没敢说出口。
偏偏Nasha又说些没心没肺的：“喂，陈，你猜今天有几个男的要我电话？才两个。昨晚我又没睡着，现在看起来肯定像坨屎，但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吧？这帮狗娘养的，因为我是个洗头发的，就把我当成一个笑话。你知道他们说我啥么？说我发音可爱！Fuck those American pigs（去他妈的美国猪）！”
不消说，这在他听来更是拒人千里了。
康德姐跑到街对面单干的时候，李金姝气得大病一场，Nasha一人在风铃底下抽烟。
“唉，那个中国女的是个真正的婊子。但谁又不是呢？生活本来就是个超级大婊子！”她背对着陈焕生，仰头吐了个烟圈。
康德姐走后，李金姝为多留顾客，不得不把Nasha从零工转成理发师。可到底不放心，因为Nasha说有几个白人男的总对她上下其手，还说再敢这样就用剪子戳瞎他们的狗眼。
陈焕生攒不够找Nasha洗剪吹的勇气，又舍不得离开，只好坐在李大姐的镜子前，任凭心上人那双蓝眼凝视着别人，对着别人怒骂诺贝尔奖，让别人也叫她Nasha。
终于鼓足勇气，他决定大大方方约她出来，独立日请她去密歇根湖畔看午夜烟花。成就成，不成以后就不想了。
当陈焕生带着必胜的兴奋和必死的悲壮站在风铃下，店里却只有李大姐一人忙乎。一问才知Nasha病了。等了一礼拜，Nasha还是不在，反倒是一个穿紧身T恤的大胡子在冲他笑。
“Natalia哪儿去了？她到底怎么了？”他问李大姐。
“她不干了。去别的州了。”
“别的州？为什么？”
“去能让她堕胎的州了。”
原来，他的Nasha前一阵发现自己怀孕，很是歇斯底里，没法相信自己三十好几，居然“还犯中学生犯的错误”。而这小镇恰好位于美国中西部“Christian Belt”，所谓“基督教地带”，堕胎有悖教义，更属违法。李大姐劝她生下来，说这小生命是上帝的礼物，哪怕是不请自来，教会肯定帮忙的。
Nasha撇撇嘴，标志性地一吹刘海：“如果耶稣能搞清是哪个狗娘养的把这礼物塞我肚子里的，把它生下来也无所谓。”
李金姝信主多年，又有一种大韩民国式的执拗，当下被这态度激恼了。两个女人用各自乡音浓重的英语大吵一架，Nasha愤然离开。临行前居然又跑过来，给老板一个满是大麻味道的拥抱：“李，我虽不信你那套，但你是个很棒的人。我很抱歉在这种时候跑掉，但再不抓紧跑，打胎钱就更掏不起啦。”
李金姝对陈焕生指着那个大胡子：“新来的Dargo，是我见过手艺最棒的，你要不要试试？我发誓再也不招女人了。”
剩下陈焕生茫然无措，不知该转身走掉，还是该躺在曾感受过水温和Nasha手指的斜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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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go来自阿根廷，据说十几岁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上混。手里握着一把沉甸甸的大剪刀，黑色的刀身，一般女理发师根本摆弄不了。剪柄末端连着一只金色的螃蟹，随手指动作连起一片金光。
问是不是纯金的，Dargo便憨呼呼笑了，露出一口健壮的白牙：“This is from my little bitch. Ask him.（我小婊子送给我的，问他去吧）”
小婊子，Dargo和Jimmy对彼此的称呼。
Dargo不抽烟，只喷古龙水，闲时只拾掇那把剪刀，擦得干干净净，收在刻有“D&J”字样的木盒里，然后去吹他的口琴。那口琴也是黑色，很小，让他大手一衬，活像块长条形巧克力。斜躺在理发椅上，凝神静气，口琴埋进络腮胡里，曲子就出来了。时而忧伤，时而欢快，从一团胡子里流出来，流遍整个店铺。
Dargo那柄大黑剪使得刷刷作响，不愧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攒下的功底。但男小留都抱怨说这厮盯着他们脖子的眼神不大对劲，女小留们则迷上了这位爱穿紧身T恤的南美汉子，尤其是他在Jimmy过25岁生日那天专门剪掉了胡子，露出那个“能夹住口琴”的肉乎乎的下巴。
不少姑娘找他合影，传到朋友圈，一来二去那柄螃蟹剪子就被排满了。
李金姝对此很满意，因为女生只要动动剪，喷一喷，蒸一会儿，就能消费上百美金；而男生只能收二十块，小费吝啬，还不守时。
于是，两家小店竟出现十分明显的“瓜分局面”：男小留纷纷去了“康德的钟”，女小留因Dargo都结伴逛老李家。
至于陈焕生，还是照旧。倒不是痴盼有一天Nasha突然回来，而是出于惯性。李金姝给他披上了银色的纱质围巾，Dargo的口琴声在旁边响起。
“我该给你这小调儿付钱么？”Nahsa走了，陈焕生不再紧绷绷的，也能开个玩笑。
“要付就付给我婊子，琴是他送的。”
说笑代替了琴声，李金姝在一旁皱起了眉。
Dargo的小婊子叫Jimmy，一个膀大腰圆一黑哥们，总会骑摩托来接他下班。一黑一褐两条大汉当街也不牵手也不亲吻，但跨上摩托之后，一个就紧紧搂住另一个腰。
不让Nasha打胎，然后招个南美的同志？陈焕生很想问李大姐你这教到底咋信的。但彼时，康德姐那边又招来两个中国人帮忙抢生意，他才明白若非Dargo给撑着，老李家早被挤垮了。
要说陈焕生和Dargo混得熟，还是在球场上。
这阿根廷人不知从哪儿拉来另一伙阿根廷人，七拼八凑一支球队，唧唧呱呱扎堆讲着西班牙语，每个人球衫背后都印着10号梅西，根本没人踢中后卫和门将，就拉陈焕生和Jimmy充数。结果队里梅西实在太多，对方连半场都过不来，Jimmy便倚着门柱和陈焕生闲聊起来。
原来，两人是在芝加哥的同志酒吧认识的。同居半年，Jimmy发现Dargo沉迷赌场，才坚持要搬到这小镇。当然，这是整部爱情故事的一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是Dargo觉得Jimmy住的黑人区毒贩太多，为了“小婊子”能读上博士才搬过来。
陈焕生听了还有点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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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带你去‘蓝鸟’。别误会，开开眼而已。”散场的时候，Dargo和Jimmy笑嘻嘻发出邀请，一个搭着另一个的肩，一个拍着另一个圆滚滚的屁股。
“蓝鸟”是镇上唯一的同志酒吧，晚十点开门，后半夜灯火通明，警笛跟狼似的在外面晃来晃去。陈焕生被保安拦住了：“请出示驾照（美国驾照相当于身份证）。”
Dargo冲他挤挤眼：“别怕，这只是确定你年龄，跟你是直是弯没关系。”
酒吧当中一个大舞池，男人们脱光膀子往里蹦。酒精，汗味，荷尔蒙，催命般的隐约，说是黏糊糊的肉池也不为过。只有陈焕生穿了件T恤。
一股大麻味扑鼻而来，有人凑上来搂他，被Jimmy一把推开：“Fuck off man! He is my bitch（滚，他是我婊子）!”
陈焕生浑身是汗，要了杯冰镇苏打水。灯光闪烁中，两个留着山羊胡的白人大叔在角落里热吻，大毛腿叠着大毛腿。他留下一张十美金的钞票，想独自离开，却被Jimmy拽住：“别走啊，好戏还没来呢。”
所谓好戏，便是Dargo与两个墨西哥人合奏卡洛斯桑塔纳的曲子。Dargo独自搞定口琴和吉他，活脱脱一个南美版的鲍勃迪伦。
“You see that bro? Ain’t my bitch a real bitch（看到了么？我的婊子像样吧）?”Jimmy一边拍手，一边晃着黑人特有的浑圆臀部。
本该是个令人心醉的夜晚，却毁于Dargo和墨西哥鼓手一个醉醺醺的吻。两人大吵了一架，Jimmy踹翻桌子，扬长而去。
“Sorry,that bitch is fucking too bitchy tonight（对不起，那婊子今晚太他妈婊子了）!”Dargo咬牙切齿骂道。
Jimmy在学校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探讨黑人群体的LGBT文化，乐得大呼小叫卖掉摩托，买了辆单排的小吉普，计划暑假和Dargo来个最牛逼的公路旅行：密歇根湖畔一路向南，穿越南北美洲大陆，一直开到伊瓜苏大瀑布。
车牌照左边，Dargo涂上“I am so gay that I cannot drive straight（我太弯了，没法直着开车）”。右边留给Jimmy，本想涂“black lives matter（黑人命值钱）”，但觉着不够脾气，就先空着，准备想好再涂。
可没过多久，就出了事。一天晚上，右翼极端分子持抢横扫“蓝鸟”，Dargo连中数弹，当场身亡。
Dargo的照片如轰炸机一般出现在各种新闻上：下巴还是那般肉感，照片底下却标着“遇害人”的字样。连篇累牍的媒体虽大抵把握着悲天悯人的调子，但“男同”“偷渡”甚至“毒品”之类或明或暗的字眼，还是让人浮想联翩。
那些曾经趋之若鹜的女小留们听了纷纷乍舌：原来摆弄过自己脑袋的家伙，居然是这样的人。
政治系有不少学生认识Jimmy，群情激奋，组织示威游行。于是这个午后风和日丽，“反对歧视”“让仇恨滚蛋”“爱是一切”之类的标语塞满了整个小镇。
理发店窗外是满满一街五颜六色的肌肤，Dargo的巨幅画像在上面漂浮。装有螃蟹剪子的木盒还摆在那里，“D&J”的字样依旧刻在一起。
死人永远沉默。李金姝和陈焕生默默地注视着这支年轻又愤怒的队伍。
“看见Jimmy了么？”女老板问。
陈焕生摇了摇头，对着吼声雷动的窗外。
7
此后，陈焕生就不再去李金姝家了。
那时候他正博士毕业，工作却找得一筹莫展，连实习机会都捞不着，学生签证一到期就只能拎个学位净身回国。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那几根头发上。
他在网上注册了好几家中介，手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全是广告。对着这些广告，他一次次投出简历，还做了表格备份：红色字体是被明确拒绝的，紫色是走到电话面试，绿色则代表当场面试。
表格已排到四百多行，绝大多数是黑的，沉默的黑，石沉大海的黑。少数是刺刀见血的红。廖若星辰的是紫色。绿色则根本没出现过。
他不敢去想自己到底投出多少份简历，每投一次就像在某家公司门口行了一次乞。也不是没想过回国，也听说国内发展好，似乎到处都在欢迎海归。但回去的又有不少想再出来：“咱们是没出道的小姐，回国一落地就是出台了，就不值钱了。”
可小姐也好，出台也罢，陈焕生不得不做回国的准备：他在美国拥有合法身份的光阴正一寸一寸短下去。公寓是租的，穷学生攒不下值钱物件，一股脑捐掉了事。
他唯一要准备的，实际上就是卖车。那辆二手丰田车是他来这小镇第一年花八千美金买的，最后一年四千块卖掉。极为庸常的车型，载着他风雨无阻，默默无闻，从未添过半点麻烦。如今缘分将尽，人能为车做的，不过是打个对折卖掉而已。
赶上毕业季卖车的太多，丰田车和主人一样无人问津。奖学金也断了，必须要直面每月按部就班的房租和生活费。陈焕生一边在售车广告上降价，一边当起了Uber司机。帮他撑过在美国最后时日的，竟是一门心思要贱卖出去的车。
为省掉四十美金的网费，他每天去校附近的星巴克投简历，手机里Uber软件一闪，马上出车。
最喜欢接的活自然是机场，两头有客能赚一百多。要飞走的，都是有了目标有了奔头的人。刚落地的，更是充满希望。唯有驾座上的他，没有着落，像是一头脱落了牙齿的独狼。
不光脱牙，还瘸了腿。
原本是一周踢三场的人，看着新生们在球场上挥汗狂奔，突然就丢了兴味。没心思自己做饭，沃尔玛的炸鸡和冷冻甜圈成盒成盒买，活该贪便宜，二话没说就胖了。对着星巴克厕所的镜子，把自己吓了一跳。
陈焕生转身就回家拎着鞋奔球场去了。散场后躺在人工草皮上，胸肺像着过一场火，才知道是伤了，不知撕裂的是韧带还是肌肉。
主街上的他一瘸一拐。有人在风铃下招手：“好久不见！你这是怎么了?”是李金姝，正往窗子上贴广告。凑上去一看，才知是店里招人的。
“我挺好，就是工作找的不顺。”
“快进来吧。”
陈焕生又走进这何其相识的小店：最显眼的仍是两面镜子，靠窗那面一直是老板李金姝在用，堆满了剪子、雾壶和发胶，靠墙那面曾是康德姐、Nasha和Dargo，现在就只空对着一张椅子。
正是放暑假，小留们或回国或游玩，没有顾客，也没有预约。李金姝要剪个免费的，他执意不肯，却被硬生生地拽到椅子上：“如果明天就有面试呢？你这样谁会要呢？”
银色的纱质围巾披在肩上，陈焕生不得不面对镜子里那张发横的脸。
“你工作找了多久？”李金姝用手指夹住他的头发，开始下剪了。
“半年。”
“知道我丈夫找了多久么？”
陈焕生在镜子里摇头。
“四年。”
8
李大姐的丈夫，确切说是前夫，失业前在芝加哥国立核能所作研究。
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联邦政府大幅削减科研经费，这个除了核裂变就一窍不通的韩国男人被扫地出门，不得不操着磕磕绊绊的英语四处面试，从加油站到快餐店，碰了四年的壁。
三口之家就全靠李金姝一个人，在密歇根大道上的理发馆里用一把剪子苦苦撑着。十点上工，八点收工，手腕和脖子像被抽掉筋一样。可更令人绝望的是，丈夫患上了抑郁症，整个人就放弃了，放弃找工作，放弃家务，放弃儿子的功课。只有体重直线上升：刚失业时一百五十磅，四年后二百二十磅。
“你根本想不到咱们亚洲人会胖成那样，堆在超市的电动车上——那种给残疾人或重度肥胖症患者专用的车子——在速冻食品区转来转去，这就是我的丈夫。”李金姝下剪依旧很慢，说得也平缓，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是丈夫离的婚，理由是她可以好好抚养孩子，他这边还能从政府领到救济金和食品券，满足自己对垃圾食品不可遏制的瘾。所以她才带着儿子来到这小镇，开了这小店。
“离婚前我是不信主的。后来我才明白很多事你什么也做不了。我丈夫是个无可救药的大胖子，我不想离开他，却什么也做不了。”
“现在呢？”头发剪掉一圈，陈焕生在围巾里深吸一口气。
“我跟他的医师通过话，说他有在服药。去年每个月都回去看他。今年儿子说不想再回芝加哥了，就改成寄支票。”李金姝打开水龙头，“过来洗一下吧。”
他躺在斜椅上，闭上眼，感受着那水从凉变温。
“陈，你要的只是一份工作，不是一百份。你自己要是放弃了，那谁也帮不了。”李金姝直起腰，晃晃脖子，仰头长叹口气。那一套舒展身体的动作。
陈焕生点点头。顶着这款新剪的发式，他开车去了大峡谷，在北美的山河壮丽面前忘记拍照。回村甩卖掉车，单程票飞回了国。杭州一家私企，天又热，水土不服，自然而然就瘦了下来。
经人介绍认识个本地姑娘，很快发展到一起看房一起看午夜场。一天电影散场，手机收来一封邮件。看标题是美国那边的，心下一动。送姑娘回了家，掏出手机读了两遍，才确定没错，真是波士顿那家公司，过去屡投不中，如今新开职缺，问Dr. Chen有没有兴趣面试。
有没有兴趣？他把头转向窗外，杭州的夜色与灯火缝合得如此温柔。
本想一删了之。可回去冲完澡，对着空调凉快下来了，才打开电脑，调出那张备份表格，亮绿色的加粗体，在最末一行输入那职缺和公司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