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遗址-中华五千年文明文化遗产的呈现

15 6 月, 2018

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和良渚街道，是中国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在1994年、2006年、2012年3次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因良渚遗址命名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有发达的稻作农业。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呈现多样化和专业化，已普遍使用犁耕；水稻生产规模大，仅在余杭茅山遗址就发现了总面积达55000平方米良渚文化稻田；粮食产量也较高，在莫角山南面池中寺台地发现的一处仓储区就有20多万斤的炭化稻谷。良渚文化有门类齐全的手工业。良渚文化时期玉石制作、制陶、漆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等手工业门类齐全，技艺上都达到较高水平。尤其是以琮、璧、钺为代表的玉器，其品质、数量、体量、种类以及雕琢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治玉水平的一个高峰，形成了玉礼制度，影响深远。良渚文化有明显的阶层分化。在良渚古城遗址内，考古发现了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王陵级别的墓地，还有文家山、后杨村、江家山等贵族墓地，也在卞家山、庙前等处见到了平民墓地，这些墓地和墓地中的诸墓葬，形象地说明当时社会已被分裂为无权者与有权者、贫困者和富有者，以及掌控何种权势与拥有多少财富的高度分化的社会阶层。良渚文化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据考古学家推算，良渚古城总土方量超过700万立方米，古城外围水坝工程总土方量超过288万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不是原始社会阶段那种血缘组织做得了的，需要高度集权、精心规划、统筹组织、长期营建才能完成，这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良渚文化有统一的精神信仰。神人兽面纹遍布良渚文化分布区，并且形象统一，形态稳定，是良渚玉器图案的母题，也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良渚文化有具备原始文字特征的刻画符号。在良渚遗址出土文物上发现的刻画符号已经超过600个，有专家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已经处于原始符号发展的高级阶段，具备了文字特有的表意功能。

良渚出土神像

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的权力和信仰中心，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乃至世界上，距今五千年同时拥有城墙和水利系统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都邑遗址，标志着良渚文化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良渚古城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规模宏大。良渚古城由宫殿区（约0.39平方公里）、内城（约2.8平方公里）、外城（约6.31平方公里）呈向心式三重布局组成，古城外围还分布着体量巨大的水利系统，有考古学家将良渚古城称之为“中华第一城”。二是功能齐全。仅在古城内城就发现有宫殿区、王陵区、仓储区和作坊区的考古遗迹，显示出城市文明的明显特征。三是规划合理。整个古城系统的布局与山形水势充分契合，所展现的“水城”的规划格局与营造技术，尽显良渚先民杰出的规划理念。四是影响深远。良渚古城的布局，与中国后世都城“宫城、皇城、郭城”的三重结构体系类似，体现了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凸显了权力中心的象征意义，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城市规划的典范。

近年来，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不断深入，良渚古城的田野考古多次荣获中国田野考古的最高奖，还在首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荣获“世界十项考古发现”之一。良渚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逐步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普遍认可。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在实地考察良渚遗址后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在去年底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科林·伦福儒教授在报告中又指出：“而现在，如果放在世界的框架上来看，良渚把中国国家社会的起源推到了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同样的程度，几乎是同时的”。论坛期间，与会的国内外专家们纷纷表示：“良渚的考古研究工作不止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弗农·斯卡伯勒）；“良渚的艺术是世界级的，与任何新石器时代文明相当，甚至更好”（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教授米里亚姆·斯塔克）；“这是一个具有世界级重要性的遗址，不只对中国重要”（英国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

良渚文化博物院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也积极支持和充分参与遗址的保护实践，为良渚遗址的有效保护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一，建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中国政府将良渚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家层面确立了良渚遗址极为特殊和重要的保护地位。遗产地在遵循国家和地方相关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在更高层级上、更大范围内，统一协调遗址保护与社会发展事宜。

第二，制定了专项的保护法律。半个多世纪以来，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严格遵循国内外遗产保护的相关宪章公约及法律法规，同时结合实际颁布了良渚遗址的地方保护法规——《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对良渚遗址保护作出了更详细、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规定。

第三，编制了专项的保护规划。编制并公布实施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5）》《良渚古城遗址保护管理规划（2017-2035）》《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方案》，划定了良渚遗址的保护区划，明确了遗址保护管理的各项规定、措施及实施计划。

第四，开展了环境保护、遗产监测。对占压在遗址本体上的、有可能危及遗址安全和历史环境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有序迁移，尽最大努力保障良渚遗址的完整性。根据良渚遗址的价值内涵、环境特征，通过宕口复绿、水系清理等环境整治措施，有效净化、修复良渚遗址的历史风貌。建设良渚博物院，开展良渚遗址出土文物的场馆展示，推进考古遗存真实呈现、立体展示。成立良渚遗址遗产监测中心，开展遗址的日常监测、定期监测和反应性监测，动态掌握遗产保护状况，实现遗址的预防性保护。

第五，形成了社会广泛参与良渚遗址保护的氛围。我们特别注重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补偿良渚遗址保护区内的村社和企事业单位因文物保护而产生的权益损失。补偿经费主要用于促进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有效地增强了当地群众文物保护的参与感和获得感。现在，“保护良渚遗址，传承中华文明”已逐渐成为当地群众的普遍共识和行为自觉。

此外，我们还注重加强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先后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剑桥大学、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外学术机构合作，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我们正在筹建的良渚国际考古保护中心也将在今年落成并投入使用，这将进一步扩大良渚遗址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良渚遗址相关名词解释

一、重要遗址点

1.瑶山遗址

瑶山遗址是良渚古城遗址年代较早的遗址，是良渚古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包括一处祭坛和一组高等级的墓地，两者呈叠加状态，时间上墓地打破祭坛。瑶山遗址位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依托一座海波约35米的自然山丘建成，高出周围农田约35米，山顶平面呈不规则形状，遗存占地约4.3公顷，目前考古已发现墓地分布面积约300平方米，祭坛面积约800平方米。据考古研究，营造时间约为公元前3300年，即良渚文化早期。

2.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遗址西北部，目前已发现11条水坝遗址，主要修筑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可分为南北两组坝群，分别为塘山、狮子山、鲤鱼山、官山、梧桐弄组成的南边的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及由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垄组成的北边的谷口高坝，它们分别构成前后两道防护体系。初步估计，整个水利系统将形成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水库，库容量超过6000万立方米。

3.莫角山遗址

莫角山遗址位于城址中央偏北，朝向正南北，呈矩形覆斗状，四至边界清晰，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相对高度9-15米，海拔高程10-18米。台地利用自然山体人工堆筑而成，底部以清淤泥为基础，其上再堆筑纯净黄土或草裹泥，西部人工堆筑厚约2米，东部人工堆筑厚约10-12米。莫角山台地的顶面上建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座独立的宫殿台基，大面积沙土广场以及35座房屋基址。在莫角山台地东坡还发现有大量炭化稻谷的堆积，经分析约有稻谷2.6万斤，从而判断莫角山台地的宫殿区应建有大型粮仓。

4.反山遗址

反山遗址属于高等级墓地，位于良渚古城遗址内城西北部，东侧与莫角山相邻。墓地所在台地，平面略呈椭圆形，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50米，面积约2公顷，相对高度5-6米，是一处人工特意营建的独立的高台墓地。墓葬分布面积约300平方米。始建于约为公元前3000年，沿用至良渚文化晚期。反山遗址目前发现墓葬11座，出土物包括玉、石、陶、象牙、嵌玉漆器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占90%以上，是迄今所见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墓地。

5.卞家山遗址

卞家山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聚落遗址，位于人工台地上。共发现墓葬66座、房址1处、灰坑5个、灰沟3条、木构码头遗迹1处。墓葬位于发掘区北部约500平方米范围内，随葬品共出土有462件，墓葬单体的随葬品差别不大，平均每墓10件以下。出土物包括陶、石、玉、骨角、漆木、竹编等材质，其中陶器最多，玉器次之，石器偏少。卞家山墓地墓葬的出土物体现出了明显的性别特征：石钺和陶纺轮不共出，其中石钺出土于男性墓葬中，而纺轮则出于女性墓葬。

二、良渚遗址出土玉器类型

1.玉琮

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是良渚古城遗址最重要的玉器类型之一。玉琮是对神人兽面纹所蕴含的精神崇拜和神灵崇拜的重要载体，纹饰一般为琮体四周对称地施刻四组相同的图案，有单层或多层之分，以上下呈竖直堆叠的方式。其中多层在相邻两组图案之间隔以竖槽和横的分节槽。有些玉琮的图案在神人兽面纹的基础上，还有鸟纹等。

早期的圆形玉琮，是在圆筒形的外周浮凸四个神人兽面纹图案，以后为了使纹饰立体化，逐渐沿鼻线形成折角，从而最终形成了玉琮的外方内圆的形式。玉琮的出现及形态的演变，及其所蕴含的神灵的象征意义，推动了出许多仿琮形的玉器的产生，如琮式玉管、琮式玉柱及方形的玉锥形器等。

2.玉钺

玉钺主要出土于良渚古城遗址高等级墓葬中，一般一座男性墓葬中只有一件，是良渚古城遗址最重要的玉器器形之一。作为首领的一种权杖，瑶山、反山墓地出土的4件玉钺柄的两段都镶嵌有玉饰，其中钺柄顶端的钺瑁部分也是神人兽面纹的一种表现手法。玉钺出现在反山墓地及瑶山墓地男性墓葬中的随葬品，与之相同具有性别指示意义的玉器还有三叉形器和成组的锥形器等。

根据对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的分析，斧钺是“王”字的本形；同时，“王”字的读音也与斧钺古名有关。因此，钺被认为是军事统帅的象征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时间作为王权的代表。

3.玉璧

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主要出土于反山墓葬中，其中23号墓出土最多，达54件，20号墓和14号墓次之，分别为43件和26件。玉璧是良渚古城遗址最重要的玉器器形之一。早期玉璧上没有纹饰，到良渚文化晚期，少数玉璧表面加刻祭台与神鸟图案。

4.三叉形器

三叉形器边缘轮廓一般为圆弧形，上有三个分叉，中间的叉往往略短，主要出土于高等级墓葬中。出土时一般位于墓主人头部的上方，应是首领们头冠上的一种装饰。少量施刻神人兽面纹饰。三叉上一般都有钻孔，出土时中叉相对处往往有玉管相接，在使用时应是贯穿于一起的。三叉形器出现在男性墓葬中，是男性高等级墓葬专用的随葬器物

5.锥形器

锥形器上端为尖状，下端一般做成短榫状，并往往有细小的横孔，是冠帽或手持仪仗上的装饰物。锥形器以素面者居多，少数琢有神人兽面纹图案。单个锥形器不分等级、性别，是比较常见的随葬玉器。成组锥形器则均出土于男性高等级墓葬中，一般以3、5、7、9件锥形器组成，位于墓主人头部位置，是男性高等级墓葬专用的随葬器物。

6.玉璜

玉璜是制作规范的半璧形装饰玉器，主要出土于高等级墓葬中。继承崧泽文化的玉璜发展而来，在良渚文化墓葬中继续出现和使用。少数雕刻有神人兽面纹图案，主要出土于女性墓葬中，是女性贵族佩戴和使用的一种装饰。

三、主要纹样

1.神人兽面纹

神人兽面纹是良渚文化玉器最通行的主要纹饰，一般上部是头戴羽冠的人的形象，中间是圆眼獠牙的猛兽的面目，下部是飞禽的利爪。通过浮雕、透雕与阴刻等几种不同的技法，将一个或多个神人兽纹展现在玉器上。神人兽面纹在器物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遗址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的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2.鸟纹

鸟纹是除了神人兽面纹图案之外常见的纹饰，一般位于神人兽面纹的从属位置——其左右或下方，一个神人兽面纹与两个鸟纹相对应。鸟纹是神人兽面纹主题纹样的组成部分，不构成独立层次的崇拜意义。鸟纹主要见于玉琮、冠状饰、玉璜及三叉形器等玉器上，施刻技术以刻划为主。

四、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史

1936年，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并进行考古发掘，认为是“以黑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59年，夏鼐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

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反山遗址，发现大型墓葬11座，出土玉器三千余件，其中12号墓出土了“琮王”和“钺王”。

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瑶山遗址，发现了1座祭坛和11座大型墓葬，出土玉器两千余件。反山遗址和瑶山遗址入选“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87、1992至199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局部发掘莫角山台地，确定了遗址的性质和地位；2010至2016年，莫角山台地得到了持续七年的全面考古发掘，确定了围沟、房基、沙土广场等大型遗迹的分布情况，以及宫殿台的范围、结构和堆筑过程。

1993年，“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遗址大型建筑基址”被中国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6年，莫角山遗址入选“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勘探了内城外西南部，确认了文家山遗址以及其他一些同期遗存，之后进行了考古发掘。

2007至2014年，经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和确认了内城的四面城墙和9座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