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及法律专家探讨华人困境: UCA论坛成功举办

12 3 月, 2019

From UCA

在过去两年里，伴随中美关系紧张，已有多位华人被卷入经济间谍案，周围有不少华人开始为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和职业发展环境感到担忧。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清醒地认识社会环境的变化？如何了解并规避职场风险？如何有效地自我保护？

3月9日下午1点至6点，美国华人联合会（UCA），Six Hues, UCA伊利诺伊州分会及主要协办方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Civic Leadership USA （CLUSA）等亚裔社团组织，特别推出一场以“中美冲突时期美国华裔面临的新环境”为主题的论坛，吸引了上百名华人在芝加哥大学参会。伊州华裔议员马静仪（Theresa Mah），国会参议员Tammy Duckworth的外联主任Jessica Sewell，UCA会长薛海培，CLUSA执行董事Anthony Ng出席论坛。

针对华人社区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论坛特邀资深民权律师、FBI探员、司法部联邦助理检察官、著名辩护律师等嘉宾，为华人们分析支招。嘉宾们从不同视角，依据大量数据和事实，对当下的局势做了详尽、专业的分析。

针对当前令华人担忧的间谍危机，专家们通过对现状的全面分析指出，在当前的美中冲突加剧情势下，美国华人首当其冲被重点关注。种族偏见、对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不够了解、以及缺乏跟执法机关打交道的经验，都会导致严重问题。华人需要加强对这些情况的关注才能更加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利。

论坛特邀UCA伊州分会理事、民权律师、Shaw Legal Services创始人萧爱玲(Anne Shaw)女士（上图左一）主持论坛，并向参会者介绍了出席论坛的七位嘉宾。

王爱玲律师：

美国华人面临的四大难题

社区活动家、Six Hues博主、前民权律师王爱玲(Aryani Ong)（上图）首先发言。结合论坛主题，她把华人所面临的问题做了全面总结，主要有四个方面：

1.政府部门在政策制订过程中，对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体严重缺少沟通；

2.不同背景导致政府部门和华人社区在认知上产生巨大差距；

3.华人社区对于执法部门的畏惧和不信任心态由来已久；

4.华人社区对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缺少心理准备。

王爱玲在发言中，梳理了美国历史上所发生的针对少数族裔歧视和一些有争议的行为，包括：颁布《排华法案》，拘禁二战日本移民，以及最近川普政府签署的主要针对穆斯林国家人群的旅行法令——尤其是第一版的“禁穆令”颁布的过程，充满混乱和争议，包括有绿卡的穆斯林移民都被瞬间波及。

她指出,华裔是个非常背景多元的人群组成，美国对华态度一直存在多种不同声音，而当下的鹰派占主导地位。最近几年政府部门对于间谍行为的指控呈现特别聚焦在美华裔的势头，引发华人社区不可避免的焦虑。数据显示，从2015年以来，就有5个大的间谍案件都涉及美国华裔科学家。最近出台的胡佛研究所报告里，更是不乏严厉措辞，针对华裔社区。通过数据和事实，她指出一个严峻现实：当下中美关系趋紧，美国华裔虽然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但是已经明显成为被特别关注的目标。

FBI探员Robertz：

美国华人并不是经济间谍问题的主要制造者

FBI驻芝加哥探员，Joel Robertz。Robertz先生（上图）一开场就表示，美国华裔并不是经济间谍问题的主要制造者。他强调，一切反间谍行动都是需要在美国宪法、法律的许可下操作。FBI的使命是维护宪法和保护美国人民，包括美国华人在内的所有人。

他同时指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力制订并实施自己的战略目标，并且可以动用全部国家力量推进这些目标。也许其中的某些目标会与美国的目标产生冲突。如果在美国推行和实施的话，有些手段可能会违反美国法律。

比如“千人计划”，是个专门为中国政府挖掘人才的计划。最近几十年有很多中国的人才流向海外，政府当然希望他们回去为祖国做贡献。参与这个计划本身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人会受到鼓励，通过违法手段把美国的技术和科研成果带回中国。

“经济间谍案发生频率在增加。”Robertz认为，FBI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某些特定行为。

司法部联邦助理检察官Dollear：

窃取商业机密行为触犯法律

Steven Dollear（上图右），是现任司法部联邦助理检察官，他专门分析了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属于触犯联邦法律的犯罪（联邦法律第1831条和第1832条对于盗窃商业机密和经济间谍有具体规定）。他介绍了商业机密和经济间谍的相关定义和要素。通常窃密行为容易发生在雇员离职的时候。有时，这种行为简单到花5分钟到几小时拷贝信息到一个U盘，就可以完成。这造成调查和反间谍操作的情况复杂和困难。每个案件情况都可以很独特。

Dollear先生强调，每次调查都要遵循“不越线原则”，以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同时不伤及无辜。因此，检查机关有责任在起诉的时候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明，而且一般都是由利益受到损害的公司首先向政府机关报案。

他接着给大家介绍了FBI每次调查都需遵从的几个核心原则，和鉴定商务贸易机密的三条标准。从专业反间谍调查的角度，让大家更了解主要的业内守则。他还就哪些行为属于涉嫌犯罪，哪些属于正常操作，做了讨论。

他例举了一个案件：嫌疑人订了去中国的单程机票，因为携带3万美元现金而被检查行李，又被发现夹带大量盖者“机密”印章的文件，最终在边境被管控人员查获。用这个例子，Dollear先生给大家讲解了破获经济间谍案的困难。

孙自华律师：

透明、守法是华人最大的护身符

曾经为“李文和案”辩护的著名律师孙自华（Brian Sun）（上图前一）也应邀前来。作为多次主持复杂的商业诉讼、白领犯罪案件辩护的资深律师，他首先对针对族裔和特定人群的歧视做了讨论，表达了当下华人因感觉被国家机器特定关注、害怕被不公平对待的担心。

华人多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容易导致被不信任。他认为，过于紧张的气氛，影响了华人，对华人对国家的忠诚形象造成一定损害。在讨论如何在高新技术领域，平衡美国安全顾虑和商业利益时，他回顾了“李文和案”，从华人的一些特定担心和美国商业利益两个方向做了分析。

孙律师指出，很多管控并非只是针对外国公司，美国公司这方面也并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比如，三星手机公司曾经也像华为一样，在美国有过被调查的遭遇。还举例了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几个不同的国家、地区的公司的被管控经历。

孙律师同时也尖锐地指出政府部门曾经在多个案例中采取了过度行为，从李文和，到礼来公司（Eli Lilly）无辜的科学家，屡次蒙冤。李文和案的帕克法官曾经罕见地对于李文和在被拘押过程中遭受的不公对待而替行政部门向他道歉。所谓华人窃取礼来公司商业机密的案件，发生时曾轰动一时，新闻标题很惊悚，比如：“涉嫌盗窃价值5500万美元的商业机密”。结果案件调查一年之后却撤诉。

他明确指出，类似于“千人计划”的人员，目前确实处在被高度关注的情势之下。他强调说，华人专家学者在处理敏感信息时候，要遵守职业操守，不要做愚蠢的事情；另一方面，他认为调查部门也不要过度敏感，尽量避免出错。

孙律师最后强调，当前局势下，透明、守法是华人最大的护身符。不留任何小辫子，能最大程度消除成为错误调查的牺牲品的可能。

Andrew Kim律师：

特别注意遵守规则公开透明

在Greenberg Traurig律师事务所担任商业诉讼律师的Andrew Kim（上图左二），专门代表客户处理在商业交易、商业机密、建筑、石油和天然气等领域的法律纠纷。他的专长是对于相关案例进行数据分析，提供了客观、独到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

他在为百人会做了华裔社区被过度执法的调查中：经济间谍嫌疑人中，华人的占比从1996-2008年之间的17%,在2009-2015年之间急剧上升到52%；在被定罪的被告当中，如果你的姓氏是欧美裔，被假释的概率为48%，平均刑期为11个月，而华人或者亚裔姓氏被假释的概率仅为22%和21%，平均刑期为25和22个月。相比之下，亚裔明显受到更严苛的待遇。在他的数据分析下，那些针对种族的隐形歧视昭然若揭。

他也同时指出一个现象，尽管大家都知道不要做蠢事，但是，还是有不少人确实做了错事甚至违法的事情。他一再忠告，不要做坏事！

Kim律师还给出了界定间谍犯罪的多个标准。他指出，华裔都是平等的美国人，希望服务国家。特别是那些做国家重要项目的学者，更要有严肃专业的态度；当从事中美跨国项目的时候，特别要注意遵守规则，做到公开透明。

吴大同律师：

华人需全面了解公司规章制度

吴大同(George Wu)律师（上图右一），是一位精通于知识产权，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知名律师，McAndrews,Held & Malloy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从一个具体实例，解析在当下严苛的审查氛围下，对一个中上产华人的具体影响。

在一家电信公司工作的一位朋友被解雇了，原因是他到中国探亲渡假期间，在中国通过VPN远程工作。公司的资产保护部门取消了他的访问权限，公司并因此解雇了他。

吴律师很同情他这个朋友的遭遇，并提到此人处于需要维权、但没有足够资源去与公司对抗的困境。这是一个在当前严抓华人间谍的大环境下，被波及伤害的活生生的例子。这位朋友的生活遭到了全面冲击，需要重新找工作，甚至需要对抗生存危机。

“一方面，确实存在真正的间谍；但另一方面，华人中则有被波及的无辜受害者。”他建议，华人需要全面了解公司的规章制度，小心注意，并就此给出了详细的专业指导。他由衷建议华人：在职场中要做到——信息透明和全面合规。

黄正东律师：

善于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黄正东律师（上图右一），在公益服务方面，广为大芝加哥地区华人社区所熟悉。他依据数据分析，在当前紧张局势下，实际上只有大概100个左右的华人，被以经济间谍嫌疑起诉。虽然川普私下说大部分中国学生是间谍，但是他并没有看到一个中国留学生被以间谍罪定罪。相对于几百万华人的总数，这个数目说明问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黄律师也做移民案子，他认为，目前的移民形势并没有对中国人形成额外明显的区别对待。比如，90%的EB-5移民，还是来自中国。

黄律师提到，一些华人害怕，开始避免参加在中国的会议。“华人社区需要了解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社会给了被保护的自由，我们可以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需要有常识性判断，阅读规则，不要违规下载文件。”

相对而言，黄律师的态度最为乐观：“我觉得法律还是在平等地保护包括华人在内的所有美国人。”

主办方之一美国华人联合会UCA一直致力于维护华人权益，以“服务、引领、激励”为理念推进华人社区的成长和发展。UCA会长薛海培先生（上图右）专程从首都华盛顿赶来参加论坛，与论坛嘉宾和听众沟通交流。

论坛结束之际，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引人深思：“在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的今天，在华人有可能再次成为受到政府特别’关注’，我们华人社区真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想想：什么才是我们社区的真正利益所在？什么才是我们大家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的？我们如何才能从一个中国人成为一个美国华人？我们对这个国家，对祖籍国，对这个世界的职责是什么？这是一个困境，也是一个少有的机会。今天UCA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国家安全的讲座就是在试图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

【现场提问】

在嘉宾发言之后，论坛进入自由提问环节，现场听众提了多个问题（以下摘选其中两个）：

问题一：来自医学院的一位教授，称自己接受了NIH的经费，常回中国参加学术讨论。如果在学术交流中提到NIH经费资助的项目，是否违规？

嘉宾回答：

Dollear先生提出了一个原则：不要损害提供经费方（即美国）的商业和研究利益。理解项目的科学性、技术性，避免把敏感的部分泄露。最重要是在申请NIH的时候进行信息披露，报告得到哪些外国政府的资助（比如参加“千人计划”），不要隐瞒情况，尤其不要向雇主撒谎。

Robertz先生笑称他是发言人中唯一的非律师，因此有更方便地给出建议的优势。他提到，不限制国际交流，但是要说明研究经费中哪些来自外国。每个学校（而不是个人）需要给出特定的规则。

孙律师再次强调：不要隐藏，不要随便下载，不要做涉及灰色地带的事。华人做任何与中国合作的项目，一定要全面透明，不要试图与系统玩游戏。

Kim律师补充说，加州伯克利、斯坦福最近发布声明，表明了正常的学术交流不应该被干预的原则。加州1979年就有立法，规定学校研究都属于可以公开交流的信息，不涉及国家机密。因此加州的学校，不应该对华人或者任何特定人群，随便以间谍名义治罪。

他还说到，《反间谍法》在过去十多年被补充了很多立法，非常繁杂，弄得很多人容易被怀疑上。尤其对于给联邦政府服务的雇员，增加了很多压力。

问题二：在去年9月的美国华人大会上，FBI代表提到执法机关缺少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工作人员，现在情况是否有改变？

嘉宾回答：

Robertz先生说，FBI在办案过程中，的确需要对于各个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群体有足够的了解和敏感度，但是现实中这往往是一种奢望。FBI在“9•11事件”之后重点增加了对于穆斯林社区的了解，已有改观。目前FBI只有4%的人员是亚裔背景，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亚裔加入我们。虽然现状仍然不太乐观，我们办案过程中还是要以事实为基础，避免种族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