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陶短房
11月17日，美国司法部向著名的哈佛大学发出两封信函，证实已开始着手调查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被控对亚裔实施歧视性区别对待政策的问题，并指责哈佛大学未能配合调查
信函之争
据报道，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联邦司法部民权司向哈佛大学发出公函，表示因2014年非政府组织“公平招生”（FairAdmissions）提起诉讼，要求要求联邦法院阻止哈佛在未来本科招生中以种族为由筛选学生，指责哈佛违反《民权法》第六章规则，蓄意歧视亚裔美国考生，因此司法部民权司决定就此指控展开调查，要求哈佛大学提供一份“单一文件”，以澄清是否确实存在“根据报考者族裔背景筛选被录取者”的行为。
对此哈佛方面的反应显得信心十足：10月初，哈佛大学代表律师、华盛顿维尔默.海尔律师事务所（WashingtonlawfirmWilmerHale）合伙人维克斯曼（SethWaxman）发电邮给是司法部民权司代理总检察长戈尔（JohnM.Gore,），称大学官员很清楚相关第六章义务，但“在这种情况下展开调查是非常规的，大学希望澄清这一决定的法律依据和理由”。他还称第六章要求“及时调查”，但引发调查的诉讼是两年半之前的；11月7日，他再次致电邮给戈尔，希望和司法部签署保密协议，且继续质疑所谓“不正常调查方式”。
让维克斯曼和哈佛方面始料不及的，是司法部民权司迅速而严厉的反应。
11月17日的两封司法部信函，一封发信人为戈尔，另一封则是由民权司的唐纳利（MatthewDonnelly）发出。
戈尔的信函称，哈佛提供了一份过期两个月的文件，不符合《民权法》第六章义务；唐纳利的信函措辞更为严厉，指称维克斯曼错误地对司法部根据《民权法》第六章调查哈佛大学提出质疑，甚至“提出一个限制访问保密文件的反建议”（当指11月7日电邮所提的“保密协议”）。
民权法与平权法案
哈佛之所以理直气壮，是因为他们自信有法可依——这个法就是1965年通过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action）。
这个法案的实质，就是以“平权”为依据，要求给予非洲裔、拉美裔、犹太裔等部分少数族裔在入学、就业等方面特殊的照顾。该法案通过的初衷，原本是希望弥补美国历史上歧视少数族裔的过错，给予后者更多补偿，但由于黑人、拉美裔相对不重视文化学习，而亚裔则是美国相对最重视文化学习的族裔，这种“平权”逐渐演变成对亚裔和其它一些族裔的“不平权”。
进入20世纪末，民主党人尝到非洲裔、拉美裔票仓的甜头，在推动“升级版”平权法案方面劲头十足。2014年，民主党人在加州提出《州教育平权法案》（SCA5），希望将“根据族裔分配学校入校名额”的“平权原则”扩展到公共教育领域，这项争议性极大的议案得到时任总统奥巴马（BalackObama）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等人的积极支持，仅因民间反弹实在太大才被搁置。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敏锐地抓住白人和亚裔对“教育平权矫枉过正”的反感，表示一旦当选会“认真检讨”这项政策，特朗普在主流传媒和观察家普遍不看好的背景下当选，“平权之争”也当记一功。此次哈佛事件，司法部有关部门态度严厉，而奥巴马时代司法部民权司教育机构主官巴尔加瓦（AnurimaBhargava）却在21日不顾瓜田李下（她在哈佛有奖学金项目），出面宣称行为“似乎不寻常，因为联邦教育部门2015年已考虑过这一问题且决定不予追究”，这背后的奥妙一望可知。
特朗普的“撒手锏”则是前面反复提到的《民权法》第六章。
《民权法》第六章是1964年《民权法》的一部分，旨在防止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实施种族歧视。根据《民权法》第六章，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任何项目都不能以种族、肤色、国籍等理由对部分申请者加以歧视，而哈佛大学自1964年以来就接受了联邦政府的资助。
很显然，《民权法》和《平权法案》在这里“打架”。美国是案例法国家，此次哈佛之争最终如何定案，将成为今后类似争议的裁决标尺，正因如此才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
司法部民权司称，“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得出哈佛不符合第六章义务的结论”，且很多消息都称，司法部将对奥巴马时代延续下来的“平权政策”加以重新考虑。
对于《平权法案》的不满由来已久，如曾有人举例指出，密歇根大学给普通考生的SAT满分评估打18分，但非洲裔、拉美裔评分却高达20分，这意味着一个SAT考满分的亚裔学生，总分居然会比一个SAT零分的非洲裔学生还低。哈佛今年3月份公布的报考人数是395006，录取仅2056，录取率不到5%，其中22.2%是亚裔美国人，14.6%是非洲裔、11.6%是拉丁裔美国人，许多质疑者称，如果公平按照成绩和综合表现，亚裔的比例会高得多。
自认为受到“逆向歧视”的人群状告相关大学的例子早已有之，其中包括2015年5月，64个亚裔美国人组织联合提交行政诉讼，要求解决哈佛“招生中针对性歧视亚裔”问题，但奥巴马时代并未受到重视最高法院曾多次就涉及“高等教育平权政策”的诉讼加以裁决，最近一次是2016年6月，当时最高法院4：3维持了得克萨斯大学一项根据种族区别区别性接收报名学生的决定，哈佛方面正是以此裁决为由认为“不应责怪我们”，但批评者认为，这一裁决适用范围狭窄，不应作为此次哈佛大学亚裔歧视案的参考案例。
哈佛大学代表律师维克斯曼（SethWaxman）21日拒绝评论，司法部发言人奥马里（DevinM.O’Malley）在电邮中称，司法部“认真对待任何可能侵犯个人公民权和宪法所赋予权利的行为，但目前不予置评”，而焦点人物维克斯曼则保持沉默。
“公平招生”组织发言人布鲁姆EdwardBlum11月20日发表书面声明，称哈佛几十年来一直不公平、非法地以“你是亚裔”为由限制录取数量，这种“刻意的种族平衡已被联邦机构忽视太久，此次调查是个好的开始”。
加拿大呢
人们不应忘记，2010年11月10日，时事杂志《麦克琳》和日报《多伦多星报》分别刊出文章，用“学生民调”的形式抨击加拿大的名牌大学“太亚洲化”（TOOASIAN）的往事。
当时这两家媒体援引多伦多等一些城市的学生、家长的话，称加拿大大学，尤其女皇、西部、麦吉尔等名牌大学里充斥着“过多的亚裔学生”，并借一些受访者之口，称这些亚裔学生的家长“威逼利诱子女非进名牌大学不可”，说亚裔学生是“靠成为分数机器进入名校”，然后“放弃社会活动和交际死读书”，在学校里名列前茅。摘登《麦克琳》杂志文章的《多伦多星报》则提出这样的问题：“TOOASIAN”后，那些“本土学生”去哪里读书？
当时这一“针对性报道”引发广泛不满，一些华裔和亚裔社团，如“全加华人协进会”强烈要求《麦克琳》杂志澄清并向亚裔道歉，“协进会”指出，“TOOASIAN”的说法让人联想到1979年的W5事件，当年最大私营电视台CTV的W5专栏做了一期“加拿大校园充斥亚洲生源”的节目，但镜头中的“亚洲生”几乎都是本地亚裔，不少华裔、亚裔议员、名人也站出来，要求《麦克琳》作出澄清。
许多非亚裔对《麦克琳》的言辞也表示不满，如约克大学的杰特.赫尔（JetHull）11月15日投书《国家邮报》，认为《麦克琳》的言辞“排外”，和1920年哈佛校长“大学过于犹太化”的言论如出一辙；多伦多大学校长则表示，从未听说本校有学生抱怨亚裔太多，亚裔生对课外活动“和其他学生一样投入”。此事甚至还惊动了时任联邦移民部长的康尼(JasonKenney)，后者在当年11月28日借出席安大略省密西沙加市一次官方活动之机表示，对某个族裔学生太多或太少品头论足很不合适，亚裔学生勤奋好读，所以升学更多，这是很正常的，“难道成绩好升学机会就高也有错么”。
迫于强大压力，《麦克琳》三次修改标题，在该杂志网站上，先是将标题“TOOASIAN”加上问号，继而加了副标题，最后改为“入学争议”，该杂志还发表社论，声称“无意冒犯亚裔社区”，但借口文章系源自旧的学术研讨文件，拒绝向亚裔道歉。
很显然，相对于美国“常春藤”的顽固，以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加拿大政界、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政治正确”得多。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在加拿大大学界，针对亚裔的“隐形歧视”仍普遍存在。
更值得重视的是，加拿大亚裔、华裔同样是“哈佛式平权”的受害者：出于市场利益考量，“常春藤”并没有将这种让亚裔吃亏的“平权”手段适用于国际生招生，但享受和美国亚裔、华裔生同等待遇的加拿大亚裔、华裔生，却要受这种“平权”的严重影响：曾有大温华裔吐槽，说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个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另一个留在上海，结果留在上海的轻松以国际生身份考入“常春藤”，移民加拿大的却只得“转进”加拿大的大学，这位家长因此怀疑“难道同在北美的加拿大，考‘常春藤’会比在中国更难”，并自嘲“这是不是错觉”——不，这不是错觉，而是“哈佛式平权”必然的结果。“特朗普旋风”能否扭转这种饱受争议、却运行数十年且步步升级的“平权”趋势，目前还看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