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综合报道】
药企研发与审核专家之间的“暧昧”关系一直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然而却又很难拿出实质证据指明两者的明确利益关系。7月5日，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版、国际权威期刊之一的《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了与此相关的两篇封面文章，质疑两者之间的利益输送或引发伦理困境。文章指出，药企不仅与负责为美国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药物的医生之间存在着金钱交易，还常常给予那些帮助其药物获批的FDA官员以高薪职位。
拿钱最多的17名医学专家共计收受2600万美元
根据医生们的公开信息披露，以及公开付款网站（Open Payments）2013至2016年对医疗医学中心数据的记录，Science整理分析得出了医药公司对曾参与药物审查批准医学专家的款项。
该分析结果显示，在2008年至2014年间参与批准28种新药的107名医生中，仅有41人没有收到或者没有接受药企给予的金钱，而余下的66人在药物获批后都得到了药企给予的“酬劳”或“赞助”。在这66人中，所拿钱款超10万美元的有26人，超100万美元的有7人，将拿钱最多的17名医学专家钱款加起来，金额规模达到了2600万美元。
对于这一数字，Sciecnce还特意指出，这只是能调查到的可量化数据，药企给予这些专家的其他非资金“好处”很难换算成具体金额统计出来，但这样的操作普遍存在于医药审批领域，比如药企帮助医生升迁、扩大影响力号召力、增强或优化业界美誉度等。
FDA“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医学专家为自己喊冤
这样“一方给钱、一方拿钱”的动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权钱交易”，FDA都不管的吗？好吧，FDA确实不怎么管。
Science介绍称，本来，在进行药物评定之前，FDA会对评审小组专家成员应该运用一整套较为完善的体系来确信小组成员与药企之间没有利益牵连，但药企对评审专家的贿赂通常表现为“事后付款模式”，这很少会引起FDA的警觉或者调查。
但事实上，FDA对于药企与评审专家的某些事前联系、甚至是很明显的事前联系都不会纳入考察范围。比如，在一项药品评审会召开一年之前，多位评审组成员都获得了来自药企、名目为差旅费、讲座费、研究费等的财务支持。而这些信息，FDA并没有将之披露出来。
耶鲁大学的内科医生、《美国医学会杂志》专家编辑Robert Steinbrook说，“当一个评审小组的投票成员在会议之前明确地与企业或其竞争对手有财务联系，但FDA并没有将此标记出来时，人们会在尽职调查中选择忽视这一联系。”
对于药品生产者的竞争厂家为什么也要给评审新进药物的小组专家提供赞助，Science解释称，这是因为，某种新品打入市场、以及新药说明书的用药警告，都会对竞品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评审小组在评定新进药物时，还会竞品价格等事宜做出认定。
对于“事后付款模式”，明尼苏达州的医学伦理学家Carl Elliott说，“当你为一家制药公司做了一些积极的事情，你会对他们在以后为你付钱很有信心，而且确实，他们就是会这样做。”
对此，FDA的一位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按照其规定，进入药物评审小组的人员必须向FDA披露未来任何有可能成为其雇主的组织或机构，但小组成员没必要告诉FDA谁会在将来给他钱。该名发言人还说，“FDA对候选人已经做了充分的筛选，FDA保证小组成员和药企之间一定没有就此事项展开权钱交易，但可能双方的其他往来会给人们造成一种看上去不太公平公正的错觉。”
花大笔钱赞助专家而使自家药品获批的药企发言人则表示，他们对于这样的指控内容完全不知情，“参与到药物评审小组中的工作人员，除了FDA通常会派出的那些，专家们都是因其专业性和中立性而被选任的。”
与Brilinta这款药相关的金钱流向：左边是出钱的药企（其中，深蓝色为改药生产厂家，浅蓝色为竞品），右边是收钱的医学专家
获得药企资金的医学专家也向Science“鸣冤”。
在采访中，一位于2010年参与药物（Brilinta）评审、2013至2016年间以“车马费”、“研究费”、“酬谢金”、“咨询费”等名目，从多家药企（主要为该药生产者阿斯利康，AstraZeneca）手中拿到“赞助费”超过200万美元的专家（Jonathan Halperin）在痛快承认自己拿了钱之余，认为药企给他的讲课费和咨询费“和保险公司出钱让我给人看病没什么区别”。
这位专家说，这200多万美元基本没进他的口袋，他拿到钱后就将其捐给了大学的研究机构。但它也承认，大学研究机构用这笔钱所做的研究恰好就是针对该药物的研究，而这位专家在其中司职“数据监管”。
这位专家甚至还表示，他当初审批药物的时候，是没有受到“之后会获得好处”这种思路影响的，“这种利益关系正是专业的表现，又不可能雇一群毫无利益关系的高中生来对药品进行审批吧”。但在记者几番追问之下，他又承认，如果抱有对将来能得到好处的预期，那么做评审时确实会受到影响。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医学界”
对此持批评意见的医学伦理和监管专家、前美国政府FDA专员David Kessler说，“要想禁止事后付款，会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但这样的事情值得做……因为这样的局面需要扭转，因为公众的信任对于公权力机构至关重要。”
权钱交易后果严重
那么，这样的权钱交易导致了什么严重后果吗？答案是肯定的。
2010年的一次药物评审以7票赞同1票反对的巨大优势通过，这一评审由7名医学专家和1名患者代表组成，后面几年，7名专家中的4人收到了来自药企的“赞助”。
而这款被评审通过的药品上市后，因为被认定为降低心血管疾病发作风险的功效比其他竞争药品都要好，迅速攫取市场，卖出了比竞品高25倍的价格，每年为药企赚得数十亿美元利润。
如果说靠着评审小组的“诚挚推荐”而大赚特赚并不是牵涉严重的道德问题，那么在FDA过审的药让人们“不仅劳财而且害命”就真的很严重了。
一位名叫Jacob Sitko的美国公民于2008年入伍美军，并在伊拉克服役三年后于2011年死于应激后创伤综合（PTSD）的治疗。
Sitko的妈妈说，她21岁的儿子是被一种药物所杀死的。这种名叫Seroquel的药物中含有喹硫平，用于治疗精神类疾病，而Seroquel中还混合有一种可以直接导致心脏病发作猝死的药物，而Sitko在服用前，该药物的使用说明中并没有披露出这一点。
Seroquel是在2009年通过FDA批准的，两个对此药物展开评审的小组都以大比例赞成票批准了Seroquel的过审，而在此后的几年，多名小组专家获得了Seroquel的生产商阿斯康利（AstraZeneca）等药企的“赞助”。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医学界”
Science采访到了其中的一位专家，来自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心脏科专家Christopher Granger。Granger在2013至2016年间，共收到来自要求的各种名目“赞助费”近140万美元。
对于此事，Granger解释称，药企给他的钱都被用于研究，并没有进自己口袋；但据联邦数据显示，140万美元中的至少40万都最终归Granger个人所有。
Granger继续为此解释到，他正是因为拿人手短，所以在评审过程中尽量保持中立；而自己之所以为Seroquel扩大适用范围投下赞成票，单纯是因为自己被药企的研究成果所说服。
而对于士兵Sitko的死亡，Granger表示，这应该是药剂师或临床医师的错，他们可能是将Seroquel用在了失眠的治疗上而导致的。
与Seroquel这款药相关的金钱流向：左边是出钱的药企（其中，深蓝色为改药生产厂家，浅蓝色为竞品），右边是收钱的医学专家
而药企方面，2010年，阿斯利康花费了5.2亿美元摆平了政府对其“不当营销”的指控，但当年，它因此药而获得的收入超过50亿美元。
2011年，FDA强制阿斯利康在药物Seroquel的说明书上发出警告，提示该药品可能会导致心脏病发作猝死的风险。士兵Sitko死在了FDA向阿斯利康发出强制令的三周后；而近些年来，FDA收到了多起与药物Seroquel的死亡事件投诉，而关于各类药品导致心脏问题的投诉，更是多达成千上万条。
而当Science记者向FDA或评审小组专家索要“利益相关审定文件”时，没有一方愿意拿出当时FDA如何判定专家与申请药企毫无瓜葛的证明文件，而他们的拒绝理由都非常一致，“这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虽然Science没有从FDA或专家手中拿到跟进一步的资料，但Science在文末附上了可控读者查阅的表格，通过选择药物名称，可以查询到药品生产者、该药品竞争对手分别就某种药物给了某位专家多少钱，而这些专家又每人收入多少钱。
对于此图表，微信公众号“医学界”在报道此事时称其为“神扒皮”、是Science出示的如“省得你求锤，我先锤死你”般境界的数据。手动查询具体请戳：FDA和药企金钱关系图，拉至文末即可看到。
医药审批界的“旋转门”
除了“扒皮”药企和FDA评审小组医学专家之间的权钱交易，在另一篇文章中，Science还介绍了FDA工作人员与药企的药品审批界“旋转门”。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政府工作人员在职期间，不得从其监管企业中获得不正当的经济利益。但这项法律的执行并不严格，Science调查发现，FDA的工作人员从政府离职后，很容易进入药企工作，或者为药企提供咨询工作。
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研究中，研究人员在统计了55名在FDA负责血液学、肿瘤学药物审查的人中，有26人从FDA离职，而这中间，有15名在后来进入药企工作或为药企提供咨询服务。
Science认为，FDA应该设定相关的竞业禁止规定，以防FDA工作人员在为政府工作时抱有“将来会和这些药企工作人员成为同事的想法”，并防止这些人在离职之后，用“前同事”的身份去搞定那些依然在FDA任职的工作人员。
FDA对于其高级员工其实是有这样规定的，有些是永久的、更多是暂时一两年的，但通过搜索LinkedIn等可以发现，16名FDA药物审查员中的11位共参与过28项药物的审批工作，在他们离开FDA后，去到了生产他们曾审批药物的企业当中。看上去，这样的行为是会造成利益冲突的，但FDA从未出手阻止。
上文报告的撰写者、肿瘤学家Vinay Prasad在谈到此事时说，“当你离开曾经的工作岗位（FDA），第一个找到你、坐在你桌前、想要雇佣你的雇主，是你曾经监管审查过的企业负责人，你不会像一个笨蛋一样转身离开的。这不可避免，谁都会做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这是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