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青青所在的福清市江阴镇外坑底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全村大概一千五百人，出国的至少有六七百人，分布在全世界各地。当地人称，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福清人。早期去日本和欧美的多，现在更流行去非洲和南美的阿根廷等地。去欧美的在那边定居的多，回来过年的少。像严青青这些去非洲经商的村民能回来的都会赶回国内，和家人团聚。图为2月6日，福清市江阴镇岭口村，从非洲返乡过年的喀麦隆中华商会会长翁明发站在自家6层楼的阳台。每年回家，他都会到楼顶拍下江阴镇的“高楼大厦”，感受江阴镇的变化。
出生于1989年的严青青，在村里还属于年轻一代，也是后辈。他在非洲待了九年，皮肤没有被晒黑。不像他的发小严延杰，一看就是刚从非洲回来的。但在非洲这几年蓄起来的小胡子又细又长，给他增添了几分沉稳。图为2月6日，福清市江阴镇外坑底村，从非洲返乡的严青青给长辈递上一包他从喀麦隆带回来的香烟。
著名非洲问题专家、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中国“新移民”及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带来新的移民潮。福清人最早去非洲闯荡也大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新千年之后逐渐多起来。福清人在海外经商挣了钱，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图为当地随处可见的别墅。
早一辈在海外积累财富和地位的同时给后人们带来了示范效益，而福建沿海地区比较强烈的家族式观念，让这种示范效益得以巩固。一批批的年轻人跟着家族里的人出海“讨生活、发大财”。图为2月11日，福清市江阴镇，一名从非洲返乡的女子在高处眺望家乡的海景。
严青青所在的福清市江阴镇就是“中国民间走出去”的典型。只不过是，他们去得更远一些，成为了“非漂”。图为2月8日，福清市江阴镇，一户从海外返乡过年的家庭正在举行婚礼宴席。
目前，福清人已经成为活跃在非洲华人华侨当中的一个重要群体。 他们在非洲大多开店，或组建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少数人在当地打工；近年投资建厂也逐渐兴起。据福清市侨联江阴镇侨联分会2016年12月数据统计，江阴人在南非8996人、喀麦隆480人、毛里塔尼亚306人、摩洛哥292人、阿尔及利亚163人。算上短期的流动性人员，江阴人在非洲的数量更大。
2018年春节前夕，像严青青这些去非洲经商的村民能回来的都赶回了国内，和家人团聚，“非洲那边没有过年的气氛”。图为严青青在检查女儿的作业，女儿嘟着嘴玩耍。由于常年在非洲经商，严青青很少有时间照顾女儿，现在女儿大了，辅导孩子的作业也越来越吃力。
严声2003年去非洲喀麦隆经商，是村里最早一批去非洲的人。在外人看来，严声是去非洲的成功人士代表。严声在2009年回家盖起这栋五层的洋楼，当时花了200多万。“只有盖了房子，才觉得有个窝，有了根。平常就算不住，大家至少也会盖一栋像样的房子摆着。”严声感叹，这才几年，他的房子已经没有别人高大上了。他的资产在村里也只属于中等水平，村里的首富也是“三年一变”，竞争激烈。图为福清市江阴镇外坑底村，十几名从非洲返乡过年的村民聚在严声（左一）家里喝茶。
去非洲的福清人普遍认为，非洲的竞争比国内小，工作挣钱快，生活节奏慢。而在国内，年轻人即便上了大学，找份稳定的工作，在小地方不过三五千元。像福清沿海农村地区，考上大学的人数并不多。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合适工作挣钱，对他们来说无疑更难。所以大多数年轻人中学毕业后跟着家族里的人去非洲闯荡。图为福清市江阴镇岭口村，四位老妇人坐在门口聊天。村里年轻人大多出国经商，平日村里只有老人和小孩的身影。
严青青很自豪地说，江阴镇就像美国一样，人民比政府有钱，而且大家干什么都不会想着靠政府。中央电视台曾在2012年援引中国人民银行福清支行提供的数据报道， 2006-2010年福清市的个人外汇收入始终保持在14亿美元以上。2011年，福清市的个人外汇收入更是高达16.53亿美元，在福建省位居前列。图为从非洲返乡的严青青和发小严延杰在村里溜达，两人分别在喀麦隆和马拉维经商，只有过年才有时间相聚。
改革开放前江阴镇是福建出名的“地瓜乡”，农民人均收入仅137元，现在却早已号称“小香港”。今年，江阴镇推行填海造地工程，每年的海蛎产量都在减少。政府给予渔民补贴，鼓励他们上岸发展。图为渔民在打捞海蛎。
在江阴镇，花上15块钱包个三轮车，15分钟之后就能达到外坑底村。严青青和严延杰坐在三轮车上讨论，江阴镇的物价比国内很多大城市高，比他们在非洲也高。严青青所在的喀麦隆的出租车，8公里内，按人头3块人民币一个人，包车12块人民币。严延杰所在的马拉维也有三轮车出行，起步价8块人民币。图为严青青开车经过镇上的火电厂。近几年，江阴镇发展迅速，货运码头、火电厂和大型工厂逐渐发展起来。
从镇上到村里的路边景色，和网络上形容的福建沿海农村一样，豪宅随处可见，而且都是一片连着一片。外坑底村也是如此。在外坑底村口的水泥路边立有一块去年新修的界碑，选用的纯天然整块石头打造，材料费和建造费总造价二三十万。常年在湖南办厂的严青青父亲说，这在湖南农村能盖一套很好的房子。
“这几年村民都抢着盖房子，房子越盖越大，而且喜欢盖在路边，公家的路都被占的差不多了。”严青青称。在江阴镇的农村，越是有钱的村房子盖得越多。严青青家的房子位于外坑底村尾，是他爸在1993年盖的四层小洋楼，当时是村里最亮眼的房子之一，现在看起来已经是“老古董”。图为从非洲返乡过年的喀麦隆中华商会会长翁明发站在家里的大厅打电话。翁明发2014年盖的别墅，大厅层高8.1米，当时花了500多万。但现在款式已经落后了。
村民海外经商带来财富的同时积极反哺家乡建设，当地的乡村公益和民俗信仰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外坑底村，村民每年都自主捐资几百万，支持村建事务。村里由老一辈主持，成立生产队。近几年，新建和翻修了村道、风雨亭、文化娱乐中心、影剧院和寺庙等，年轻人还倡议盖了标准化的塑胶篮球场，每年还会组织和其他村组进行篮球比赛。图为一位老人躺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椅子上休息。老年人活动中心是村里的华人华侨捐资建设。
春节前夕，村尾的闲居寺还在进行最后的翻修。在正月十七的上元节，村里会举行盛大的祭神活动。江阴镇属于客家人地区，村民的祖先们以前都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过来的。村里信传统佛教、道教人士居多，严青青就是其中之一。他走在庙里，看见菩萨都会双手合十拜一拜，许个愿。图为严青青在村里的寺庙参观。
从非洲返乡过年的喀麦隆中华商会会长翁明发给搞卫生的工人发工资。翁明发每年只回来一趟，每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搞卫生。今年请了6个工人搞了整整两天卫生。
近几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冲击非洲经济，针对华人的犯罪活动也日益增加，从非洲尤其是南非撤回来的江阴人不在少数。由于家里在国内的事业发展处在上升期，严青青属于“回得来”这类人。事实上，很多从非洲回国的人都很难找到好的机遇和平台。在异乡生活多年后，回国反倒成了“水土不服”。图为翁云玉和婆婆、女儿站在门口送别前来慰问的江阴镇侨联人员。2017年，翁云玉的老公和弟弟在南非不幸遭枪击事件死亡。
严延杰选择在马拉维发展。马拉维是非洲经济发展倒数前二的国家之一，当地物质极度稀缺，市场竞争也相对小很多。前几年生意一直很好，赚了钱之后严延杰多开了一家店，但近几年生意下滑，他只好关掉一个。不过，他说，总体上一年还能够挣五六十万。“在那边能做多少算多少。回来也不是好办法。我们在等着它（市场）上升。”严延杰相信古人的话，既来之则安之。图为严延杰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行李去赶车，他在过年前要赶回马拉维和留守的妻子团聚。
1990年出生的姚江龙，和严延杰是初中同班同学。2006年，他跟着家人去南非开超市。受汇率下跌和南非局势动荡的影响，在非洲待了八年后，2014年姚江龙回国。姚江龙称，“这几年从南非回来的同学很多。”春节前，他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十名老同学中有六人在非洲或者去过非洲发展，年后只有一人选择返回非洲。图为姚江龙参加从非洲返乡的同学聚会。他四年前从南非回到国内工作，但仍有回南非经商的想法。
回国这些年，姚江龙的不适感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强。在感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他更对自己有深深的焦虑：没学历，没技术，还有逐年增长的年纪。这种对现状、未来的不安感，加剧了他对非洲的留恋。“有时候还会和同学开玩笑，要是在家混不好，还会选择再去。”目前，姚江龙在家待业，他说自己在寻找新的机遇。而严青青春节后就去家族在湖南的工厂开拓新的市场。“很忙很忙，能者遍地金”，严青青如此感叹。图为一艘木船停泊正在进行填海造地工程的在海滩。
因为放不下留在马拉维看店的老婆和小儿子，在短暂返乡后，办完事情的严延杰在春节前返回马拉维。2月6日中午，严延杰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去赶车。临走前，严延杰叮嘱9岁的大儿子在家好好读书，不要贪玩。儿子的小手拉着他的大手，嘟着嘴不肯放开。岳母在一旁抱怨，“在非洲能赚多少钱，孩子都不要了。”图为严延杰去马拉维前和儿子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