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美国精英是如何完成上述第一项任务“让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呢？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尽全力在可以增加孩子优势的每一个领域里投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中上阶层体现出全新的行为特点，他们开始把生活重心放在培养成功的下一代上。只要手头一有钱，他们就想花在孩子的教育上面。
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母亲们相比，来自中上阶层的母亲们更倾向于母乳喂养，她们掌握了更正确的方法，拥有更充足的产假时间，所以婴儿喝母乳的时间也就长了许多。
在孩子学龄前时期，来自中上阶层的父母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比起那些不富裕的父母要长两到三倍。自1996年起，富裕家庭的教育开支增长了近三倍，而其它家庭的教育开支则基本没有增长。
近些年来，随着中下阶层生活越来越拮据，中上阶层的父母们开始更加迫切地希望下一代不要跌出自己当前所属的阶层。其实，不管怎么说，将自己全部的资源都投入到孩子身上总不是什么错误的事情。
美国《纽约时报》7月11日刊登该报专栏作者 戴维·布鲁克斯的文章《 我们正在如何毁灭美国 》
理查德·李维斯在书中指出，最重要的一个结构性障碍是住宅区域限制（residential zoning restrictions）。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倾向于居住在波特兰、纽约和旧金山等城市，这些城市的住宅和建筑法规却把贫穷且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隔离在好学校和好工作之外。
这些法规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破坏性的。经济学家谢长泰（Chang-Tai Hsieh）和恩里克·莫雷迪（Enrico Moretti）的研究表明，全美前220位都会区的住宅区域限制拖累了1964年至200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50%以上。住宅区域限制在不公平现象恶化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乔纳森·罗斯维尔（Jonathan Rothwell）分析发现，如果住宅区域限制最多的城市放宽其限制，那么居民区之间的不公平现象将减少一半以上。
理查德·李维斯提出的第二个结构性障碍是大学录取体制。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住在拥有良好师资的居民区内，他们愿意为学区内的公立学校增加预算开支，并因此受益于传统的招生制度。传统的招生制度对有过许多游学经历的孩子们而言是非常有利的。此外，他们还受惠于无薪的实习机会，这有利于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
毫无疑问，全美竞争力排名前200名的大学里，70%的学生家庭收入排在全美前25%。美国的精英们利用招生制度坐在特权的大山上，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再用奖学金政策给极少数人提供上升的阶梯，以缓解他们内心的愧疚感。
我被李维斯的书深深吸引，但与他进行几次交谈之后，我发现他所强调的结构性障碍并没有非正式的社会障碍那么有影响力，后者把美国80%的社会下层人士与20%的上层人士割裂开来。
最近我邀请一位只有高中学历的朋友一起吃午餐。我毫无意识地带着她走进了一家精品三明治店。我发现，当她看到柜台里“帕德里诺”、“波莫多罗”等品种的三明治以及各种罕见名字的腊肠和面包时，表情突然僵硬了起来。我于是询问她是否想要换个地方，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可以，然后我们去找了一家墨西哥餐厅。
机会蕴藏在美国中上阶层的文化当中，而这种文化充满了各种难以理解的符号，除非你恰好生于这个阶级。他们利用了人们对排斥和羞耻的天然恐惧。他们主要想传达的信息就是“你在这里不受欢迎”。
伊丽莎白·科瑞德-霍凯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她的著作《琐事的总和》（The Sum of Small Things）中反复强调，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并不是通过物质消费来设立阶层间的障碍的，当然更不是通过炫富，他们是通过建立一套实践规则来实现这一目的的，而且只有少数掌握其中隐秘信息的人才能够读懂这套规则。
要挤进充满机会的中上阶层，你必须掌握正确的吉他弹奏技巧、使用合适的童车、欣赏正确的音乐、购买合适的食物并练习高雅的瑜伽技法，更别提对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育儿哲学、性别差异以及阶层流动的看法了。
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编织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把一些人困在里面，而将其他人筛出。美国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美国著名高端连锁超市品牌，以天然有机食品为卖点——观察者网注）里80%以上的顾客拥有大学文凭，这并非完全是因为超市里的商品价格多么高昂，更重要的原因应该在文化中去寻找。
所谓维护自身社会阶层，有时候就是沆瀣一气，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拉进你的圈子，巩固你们之间的纽带，而将其他人拒之门外。我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竖起的阻挡阶层流动的看不见的障碍，其破坏性远比看得见的障碍还要大。其他的美国人无法透彻理解也无法仔细谈论这套障碍形成机制，他们只知道存在这样的障碍。
南瓜小编
